贵阳市城镇住宅区物业管理办法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城镇住宅区物业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８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７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住宅区物业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整洁、文明、安全、生活方便的居住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住宅区（含住宅小区、住宅组团和其他物业）的物业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是指对住宅区内的房屋建筑及其设备、市政公用设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和环境容貌进行维护、修缮和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物业管理应当分类实施，新建住宅小区必须纳入物业管理，原有住宅区可根据实际条件逐步推行。
第四条 住宅区物业管理按照居民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管理，专业化管理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实施。
物业管理公司必须为住宅区产权人、使用人服务，应当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第五条 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是本市住宅区物业管理的归口主管部门，负责物业管理公司的资质审查、发证，指导、监督住宅区的牧业管理工作。
云岩区、南明区、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由市房地产管理局直接管理。
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建设、城管、工商、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对物业管理中的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当对本辖区的物业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给予支持。
第六条 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应当成立住宅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产权人和使用人（以下简称住户）办理物业管理有关事项，维护住户的合法权益。
管委会可以依法申请社团法人登记。
第七条 住户享有参加住宅区物业管理的权利，同时负有遵守住户公约和维护住宅区公共秩序的义务。
第二章 新建住宅小区管理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新建住宅小区，是指经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而形成的居住区域。
第九条 新建住宅小区综合验收合格后，管委会未组建前，在房产管理部门的监督下，由开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管理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条 新建住宅小区交付使用后入住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由房产管理部门会同住宅小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和开发、建设单位组织召集第一次住户大会，选举产生管委会，制定住户公约。
第十一条 住户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撤换管委会的组成人员；
（二）监督管委会的工作；
（三）听取和审查管委会的工作报告；
（四）决定住宅小区内涉及住户利益的重大事项；
（五）制定和修改住宅小区住户公约；
（六）改变和撤销管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通过管委会章程。
第十二条 住户公约是住宅小区全体人员使用、维护物业及其管理等方面权利义务的行为准则。
住户公约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并在制定通过后１５日内报物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住户公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区名称、地点、范围、面积及住家户数；
（二）公共场所及公共设施状况；
（三）住户大会的召集程序及决定小区重大事项的方式；
（四）住户使用其住宅、小区内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权利和维护的义务；
（五）住户参与小区物业管理的权利；
（六）住户对管委会及物业管理公司的监督权限；
（七）住宅小区物业各项维修、养护和管理费用的缴纳；
（八）住户在住宅小区内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九）违反住户公约的责任；
（十）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四条 住宅小区住户大会由管委会负责召开，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如有百分之二十以上住户联名提议，管委会应及时召开住户大会。
管委会向住宅小区住户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管委会委员人数根据住宅小区的规模而定，一般５－１５人，住宅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可派员参加，但住户代表不得小于管委会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管委会委员由住户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
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由管委会在委员中选举产生，管委会主任应当由住户代表担任。管委会可聘用执行秘书，处理日常事务。管委会主任、执行秘书为专职，可领取适当报酬，具体数额由住户大会决定。
第十六条 管委会在住户大会的监督下，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住户大会，讨论确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重大事项；
（二）起草管委会章程；
（三）以招标或协议方式，选聘或者续聘物业管理公司，并与其签订物业管理合同；
（四）监督物业管理公司对本住宅小区的管理工作，接受住户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投诉；
（五）审议物业管理公司制定的管理计划、措施及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六）负责拟定住宅小区管理基金及管理费用的收支计划。
前款第（三）、（五）、（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住户大会批准。
第十七条 管委会应当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并使用国家规范的合同文本。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应当载明：管理项目、管理内容及达到的标准、管理费用及收取方式、双方权利义务、检查监督方式、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并报物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管委会组建后，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将住宅小区物业移交管委会管理，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住宅小区建设各项批准文件；
（二）住宅小区平面规划图、竣工总平面图；
（三）房屋及配套的基础设施、设备的竣工图；
（四）地下管网竣工图；
（五）工程质量检查合格证；
（六）房屋产权明细表；
（七）其他必要的资料。
第十九条 管委会应当建立物业管理基金。开发、建设单位在住宅小区移交时，应当按住宅小区建设总投次２％的比例，一次性向管委会划拨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基金。
基金用于重大维修的养护工程及购买办公用房和经营性用房。用于购买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在经营性用房的收益中逐年回收。
第二十条 物业管理基金应当设立专户专项存储，由管委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可将提交的物业管理基金纳入开发建设成本。
第二十二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中预留１％的办公用房和营业性用房以综合成本价出售给管委会，其产权归住宅区房屋产权人共同所有，由管委会经营管理。
第二十三条 物业管理公司在实施管理中的收费，国家有规定的，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国家没有规定的，按双方的约定收取。
第三章 原有住宅区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原有住宅区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住宅小区、住宅组团和其他物业。住宅区的范围由房产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划定。
第二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原有住宅区，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实行物业管理。
（一）达到一定规模，基础设施配套比较齐全；
（二）经住宅区百分之五十以上住户同意。
第二十六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条件的原有住宅区，可以由物业管理公司与有关单位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业管理公司根据合同开展管理和服务工作。
物业管理公司应当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签订后１５日内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物业管理公司
第二十七条 凡在本市申请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必须持有市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物业管理服务资质证书》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物业管理公司实行年度服务质量考核制度。
第二十八条 申请办理《物业管理服务资质证书》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和管理章程；
（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三）中外合资企业须提供项目议定书、合同副本及中方投资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外商独资企业须委托本市具有对外咨询代理资质的机构办理申请报批事项；
（四）所在开户银行或审计、会计中介机构出具的资金资信证明；
（五）办公场所证明；
（六）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第二十九条 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住宅区内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对改变房屋用途和拆改、装修房屋进行监督管理，保证房屋结构不受损坏，保证住宅区设计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住宅区房屋、水、电、气等的日常保养和房屋维修，保证各类房屋及设施的正常使用，设备的正常运行；
（三）住宅区内道路、绿化用地、建筑景点等的管理与维护及公共场所脏、乱、差的治理；
（四）根据住户要求，提供各类专项服务；
（五）维护住宅区内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第三十条 物业管理公司享有以下权利：
（一）依照合同和住户公约制订住宅区内的有关管理、服务制度；
（二）依照合同和有关规定，收取服务费用；
（三）制止违反住宅区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物业管理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物业管理职责；
（二）接受管委会及全体住户的监督；
（三）重大管理措施应提交管委会审议；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二条 物业管理公司变更法人代表、单位名称、办公地址等情况，均应在工商部门批准变更之日起１５日内向物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物业管理公司与住宅区管委会签订合同后出现违约的，按照国家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物业管理公司可以享受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和维护
第三十五条 住户使用房屋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外貌和规划设计用途；
（二）不得堆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物品；
（三）不得利用房屋从事危害公共利益的活动；
（四）不得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
第三十六条 房屋的维修责任，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室内部分，由产权人负责维修，费用自理；
（二）房屋的外墙面、楼梯间、通道、屋面、上下水管道、公用水箱、加压水泵、电梯、机电设备和消防设施等房屋本体的公用设施，由物业管理公司定期养护和维修，费用由产权人按房屋面积分摊。
（三）房屋、设施、设备的重大维修或改造可由物业管理公司承担或由管委会另行委托，其费用在物业管理基金中支出。
第三十七条 住宅区内公用设施的养护、维修，属产权人所有的，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维修养护费用由产权人承担；非产权人所有的，由相关单位负责。
第三十八条 住宅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践踏、占用绿化地；
（二）占用楼梯间、通道、屋面、平台、道路、停车场、自行车房（棚）等公用设施影响其正常使用功能；
（三）乱抛垃圾、杂物；
（四）影响市容观瞻的乱搭、乱建、乱挂、乱涂、乱画、随意张贴等；
（五）损毁、涂划园林艺术雕塑；
（六）发出超出规定标准的噪音；
（七）排放有毒、有害的物质；
（八）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九条 损坏公用设施的，由损坏者负责修复，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六章 罚则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开发建设单位，由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履行的，不予以办理有关房屋手续。
第四十一条 无《物业管理服务资质证书》擅自承接物业管理服务业务的，由房产管理部门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８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退还所收取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第四十二条 物业管理公司年度考核不合格的，由房产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连续两年业绩考核不合格的，注销《物业管理服务资质证书》。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维护不善，造成所管理服务的住宅区环境恶化、秩序混乱的，由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物业管理公司有权制止，监督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５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有关规定的，由有关部门对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罚。
第四十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和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物业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物业管理的收费标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会同物价主管部门共同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条 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税收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由司法听证演变而来的立法听证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作为政府存在和运作的财政来源，直接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因此税法的制定迫切需要一种体现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性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走向。税收立法听证制度在操作程序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税法 立法 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 man's defence must always be fairly 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 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 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引入税收立法的价值，在于立法听证所固有的功能满足税法的需要。必要性价值的求证问题，就是立法听证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税收立法这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的体现。一般认为，立法听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信息收集；（2）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3）促进良法；（4）协调社会利益；（5）立法宣传。[6]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税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由法律加以确定。国民根据法律的规定纳税，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征税。而规定纳税和征税关系的法即税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当且仅当所制定的税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税法主体依法办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守法，遵守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从而保证立法内容的合法性。”[7]税收立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遵守《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为《立法法》所确认，当然适用于税收立法。如果税收立法程序存在规制的缺失，立法的随意性将大大增加，导致立法成为征税权滥用、侵犯公民财产利益的工具，不仅损害税法的权威，而且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认度。此外，从立法听证本质上看，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能够防止各种人治的因素，如领导指示，主观随意性等等，保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
第二，满足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8]从这个定义上看，民主与“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相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某个决策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该决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权国家的税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权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税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纳税主体的范围随税种之别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人民。税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组成社会的成员将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该集中起来的劳动成果又将使用于增加社会成员共同福利方面，这种关于贡献和再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是社会成员自治协商的产物。显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税收无非是每个人都将其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税法是社会成员间关于再分配的经济契约。那么，社会成员就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制定发表自己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 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 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Ｃ。ΔＣ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Ｃ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Ｓ，Ｃ１，Ｃ２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金融、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理论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在宪政的维度中，税法是建立人民公意基础上，调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立法听证制度所蕴涵着的民主价值，是与税收立法内在要求吻合的，因而民主价值是该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之一，因而具有较其他部门法更强的精确性，立法听证制度基于信息收集的科学性是税法合理性的保障。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必须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实现，所以立法听证制度对税法制定三大贡献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是所制定的税法成为良法的程序性保证。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国发[2000]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 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理论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代理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企业，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研究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保护机构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科学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问题。[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立法听证会的准备。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确定召开听证会后，发布公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定听证会的议题、时间、地点和相关权利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社会公众的申请。书面通知可以在部委定期的公报和政府网站上发布，可以向主要科研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高校发出邀请函。鉴于税收立法多以中央立法为主，各地参加者直接现场参加未必现实，那么可以开辟网页吸收意见，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遵守基本的说理规范，其意见才被立法机关采纳。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第三，听证报告的公布。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根据听证笔录，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听证报告，并将争议焦点和采信理由一并呈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立法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向辖区公开；新闻媒体可以进行相关报道，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社会监督。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收税人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12]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点要求税收立法实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立法采纳听证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之际，分析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价值，将其引入税收立法，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的一个议题。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 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03年第2期
[6]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 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问题》第3卷，杨灿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11]参见前引[5]，黄凤兰、甫玉龙文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