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运作背后的潜规则研究

杨玉豪
（五邑大学 政法系，广东江门 529020）

摘要：潜规则渗透到法律运作过程的情形经常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其主要原由在于目前司法体制的行政化运作和法律主体追求利益最化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人的行为目标，本身无可厚非，司法体制的缺陷却可以通过司法改革来纠正。消除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在改革司法体制上，建构外部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内部独立于上级法院和法院行政长官的司法体制，使法律在封闭的环境下运作，堵住潜规则入侵的突破口。
关键词：潜规则；司法体制；行政化；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理想的形式莫过于法律关系能纯粹地转化为社会关系，以法律关系为基础建构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既有法律规则直接转化为社会规则的情形，又有大量隐藏在法律背后的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取代法律的情形。在法律实践中，“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谁给钱多谁就赢”、“官司未进门，双方都托人”等潜规则经常影响正常的司法运作,“公事私办”、“走后门，拉关系”常常发生在法律的运作场。大量的潜规则的入侵，扭曲了法律从抽象规则到具体规则转变，法律期望构架的社会秩序渗入了潜规则的痕迹，法律规则的统治事业变成了潜规则较劲的场域。

一、潜规则开启法律运作之门的缘由

理想的法律运作应该是封闭的，司法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预设的路径走完从抽象规则到具体规则的过程，无需潜规则补充。潜规则之所以能开启法律运作之门的原因有很 多，有学者把原因归结为现实法律制度和体制的欠缺，从而不能建立起各种保护屏障和隔离物，以抵制潜规则对法律实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制度和体制的缺陷固然给潜规则的入侵创造了客观条件，但如果法律主体没有利益诉求，追求法外利益，潜规则也不会渗透到法律机体内, 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的场合必然发生在制度缺陷难以防预和法律主体的主观刻求两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一）司法体制的行政化运作滋生的弊端使法律不能在封闭环境下运作为潜规则的渗透开
启了后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行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法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域保持一致，财政权、人事权由各级政府掌控。法院高度依附于行政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政府，行政权力普遍干扰法院审判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有学者指出，法院的财权、人事权掌握在行政部门，司法工作常常受到行政的掣肘。不仅如此，与行政权紧密相连地方党委任意干预现象也比较严重。一些地方的党委在事关本地区局部利益问题上，往往以党委“指示”来干预法院，政法委员会成了司法机关“联合办公”的机关。[2] 另一方面，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容易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和长官意志干预法院审判的弊端。地方司法机关往往以为改革开放护航为借口用司法权偏袒一方当事人，对外地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不及时立案，裁判结果明显对外地当事人不利，对外地当事人的胜诉不予执行等。[3]（P170）法院除了受制于政府部门外，在层级设置方面，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界线并不十分明显，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下级法院也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移送自己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上下两级法院的审判界线不是十分明确。上下级法院审判界线的模糊事实上使案件的审判的决定权落到上级法院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更象行政机关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审判职权的分工。再加上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上诉审法院，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会先向上级法院请示，征求上级法院的审判意见，以减少发回重审的机率。特别对一些“吃不准”的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已成为下级法院的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所以，我国法院层级的关系更多地是行政意义上的关系。
在法院内部设置上，审判庭分为一般分为经济庭、刑庭、民庭等若干个审判组织，院长主管全院的审判和行政工作，副院长按不同的庭分管某一法庭的审判工作或兼管党务、后勤、财务、人事等一些“杂务”，庭长、副庭长则负责本庭的具体审判工作，审判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负责具体案件的审理。在这一制度安排下，负责具体判案的法官事先要把案件的情况及司法意见呈报庭长、主管副院长逐级审批，对疑难案件或有争议的案件还会上报院长、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甚至院长可以直接依据有关法律或在某些情况下依其行政管理职权直接干预案件。[4]（P74-75）再加上法院院长还可以实际上决定法官的任免、职务变动、职称与否、辞退等事关法官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务，院长的行政职权影响法官审判是显而易见的。法官也因为院长手中掌握这些行政事务权而不敢擅自断案，审判之后往往经由合议庭拟制判决意见呈送院长、副院长签发，最终的判决结果必须得到院长的首肯。科层制的法院运作体系对落实主审法官责任制构成极大的挑战，审判工作很难摆脱法院内部行政权力的控制，“审的不判，判的不审”大体上描绘出了目前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
法院外部不独立，受制于地方政府部门，容易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长官干预司法运作的行政化倾向。在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下，地方性规则潜入了司法审判活动中，地方的土政策、地方的文件效力往往高于法律法规的效力，甚至取代法律法规的审判。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活动的表现形式则更为复杂，也更加常见，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的审判，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法院在判决之前都会向行政长官请示，征求地方政府部门的意见，行政首长的指示、批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法院的审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长官的干预，使地方性的规则和长官意志渗到案件的审判中，本来按法律规则审判的案件在行政权力干预下异化，偏离法律规则的目标，异化为潜规则。在行政权力的干扰下使潜规则很容易渗到的法律的运作中，一些不应形成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在行政长官干预司法机关审判下而形成法律关系，即“私事公办”，一些本应形成法律关系的在干预下异化为其他社会关系，即“公事私办”。
同理，法院系统的层级设置的行政化和内部运作的行政化，使法院和法官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上级法院的行政压力和本级院领导的行政权力影响，法官不可能完全排除这些来自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权力的干预完全按法律规则审判。法院系统的行政化运作不可避免导致行政权力渗到司法审判活动中，手中握有行政权力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在审判中比普通法官更在审判中更有“优势”，他们只要有必要或愿意，即可发挥这种“优势”，影响法官的审判工作。而在法律框架内干预法官的审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最多也就是司法意见的不统一，干预者的预期收益只是智识上的收益，对干预者而言没有多大的动力非得要坚持自己的审判的意见。负责审判案件的法官也可以顶住法律框架内的干预，因为这仅仅是法律意见的不统一，业务上的分歧，不涉及原则上的问题，通过沟通容易达成共识，即使达不成共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司法意见。院长、副院长等这些掌握行政权力的法官一般也不会在审判中一定要体现自己司法意见，以免给下属专断、不开明的印象。真正干预法官审判的情形主要发生在法律框架外，以非法的方式干预法官的审判，使法官不能依法审判。这种干预总是在某种目的支撑下实施的，不再是业务上的分歧，也不是司法意见的不统一，而是掌握行政权的法官利用权力把审判意见传达给审判法官，因而是强有力的，审判法官往往很难拒绝。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的领导在法律框架外干预法官审判主要出于为当事人谋求某种法外利益，在当事人“关系”、“后门”、“金钱”等潜规则的作用下，干预法官审判的很容易发生在司法实践中。而也正是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化运作方式，没有行政权的法官不太可能敢把潜规则引入司法活动中，因为谋求法外利益，在审判中“做手脚”，必须有行政权力的保护，否则很可能付出降职、开除公职的代价，普通法官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所以，行政化的司法体制给上级法院和本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干预法官审判设置了制度的便利，潜规则入侵司法审判活动的后果及风险都转嫁到了审判法官头上。即使出了问题，启动错案追究制，责任最终还是由审案法官承担。
（二）法律主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的主观原因。司法体制设置行政化的缺陷是潜规则入侵法律的客观原因，法律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则是主观因素。主体行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限经济领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早已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法学、哲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确，人们在面临各种行为方案选择时，总是倾向利益最大化的方案。人们的这一特性在经济学领域被称为经济人。这一概念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学理论都可追溯到经济人假设上。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极大成功的经济人概念引入法学分析法学问题早已不是新鲜的事。六七十年代科斯在如今被引用多论述少的经典文献《社会成本问题》提出的科斯第一、第二定理标志着经济人假设被引入到法学中。其实，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要求人们“应当如何”的规则，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实际如何，经济人假设是在观察大多数仍然人行为后所作的“实质性”概括。一个是研究现行规则及其改进，一个是研究现行行为及其随规则变化约束条件变化的规律。人们的实际行为影响到规则的制度并为如何制定规则提供可靠的实证规律，规则则保障人们正常的行为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和破坏，行为与规则息息相通，互为互动，用于研究行为的假定同样适用于分析规则。正如考特所说，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映行为的基本范畴，立法官员和受制于法律的人们的理性行为有多大，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有多大范围。[5]（P13）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在经济领域存在，在法律领域中同样存在，追求法律利益最大化几乎是每个法律主体的首选目标。表现在法律主体在法律框架下通过成本分析最终选择最优方案，总想享有更多的权利并力图摆脱义务，逃避法律责任。
然而，抽象的法律只概括普遍的社会关系，对千差万别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始终无法囊括，“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6]（P58）抽象的法律规则对具体的权利义务而言总是显得拙劣和粗糙，界定法律主体的具体权利和义务是法官的责任。在法律框架下的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十分明晰和清楚，只有将普遍规则应用到具体个案，当事人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真正确定。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法官选择的法律条款和自由裁量幅度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可以享有多少权利和承担多大的义务。如果当事人能影响法官选择法律条款和自由裁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法律权利，甚至法外利益。所以，法律的适用给当事人留下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空间。法律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驱使下，总是想方设法影响法官审判案件，希望法官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款和作出有利于自由裁量。对当事人而言，影响法官断案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行政干预、权力寻租、托人情、找关系、金钱美女贿赂等形式的潜规则便渗到法律的运作当中，影响着法律的正常运作，使法律的适用走了样。

二、潜规则的制度性消除

前文指出，潜规则影响法律正常运作源自司法体制的行政化运作和法律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恒常特征。如果不是戴有色眼镜来评判，这一特征无可指责，它符合人的理性化行为。这样看来，祛除潜规则关键在于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司法体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司法的运作完全有能力抵制潜规则入侵，保持法律的封闭运作，潜规则就难以入侵。目前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著述颇多，涉及法院人事、经费、法院设置等外部改革，也包括法官、院长、审判委员会、合议庭法院的内部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五年改革纲要，指出改革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指针，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统观司法改革的各种论说和法院的态度，都意识到司法体制的改革有助于纠正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改革迫在眉睫，并为此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案。在我看来，司法的运作要摆脱行政化的方式从外部上须确立独立的司法体制，内部真正落实法官责任制，惟此才能消除潜规则的入侵。
（一）独立司法体制有助于抵御来自外部的潜规则渗透。司法独立的要义在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开行使并相互制衡，其思想基础是国家权力容易被滥用，有损社会公正，需要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确，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个机关容易产生暴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将不复存在，确保社会正义不受侵害的唯一办法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之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正义最后屏障的司法权行使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干涉。在我国，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在最近几年才被提及并迅速成为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对如何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大多数观点持法院的财权、人事权应独立于地方政府，在全国建构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司法系统。这样的看法并不无当，但只涉及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的一面，对司法独立的另一面即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独立问题却鲜有提及。即使提到，要么含糊其词，要么还是坚持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接受人大监督的论调，没有明确提出司法独立还应包括与权力机关的独立。“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最高的法律监督，也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权所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司法独立的内容的组成部分。”[3]（P118）有的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负责，受其监督。[7]对这些论点我们可以解读为权力机关拥有法官的任命权和罢免权，法院和法官的审判工作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下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很难想象，权力机关决定法官的任免并监督司法机关的运作这一制度设计能使司法独立运作，权力机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体机构和人员组成，具有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尤其是目前我们的人大代表大部分又是行政机关人员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权力机关本身又与行政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打着监督旗号行干预司法之事。即使抛开行政机关及行政长官干预司法运作，权力机关在这样的制度下同样地可以很方便地干预司法运作，难怪我国司法独立有有限独立说。
之所以在论及司法机关与权力机关关系时要么回避，要么持有限独立的原因在于我国宪法规定法院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在这一框架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无法突破出司法权独于与立法权现状。对于这样的制度设计，出于主权者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整体，不能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把国家权力进行分割，“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人民的民主，担心把国家权力分为相互独立的三部分有碍于人民民主的实现。恰恰相反，暴政往往是权力过于集中的结果，现代民主国家不可能建立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政治文明的国家必须使国家权力有所分工，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并交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在他们之间设计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运作方式正。实际上，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权力机关高于司法机关，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只规定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对权力机关负责，接受其监督。其立法精神的真实含义应是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两种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院不能理解为干预法院的审判，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也不能理解为在人大的领导下开展审判工作。人大的监督权恰好体现了立法权对法院正确行使司法权的督促，防止司法权的滥用，把人大的监督理解为司法独立的组成部分和有限司法独立实乃误读宪法精神所致。所以，建构独立的司法体制应包括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两方面，司法权只独立于行政权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不够的，在立法权和司法权独立问题上纠缠不清，或主张有限的司法独立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本意还应包括立法权上的独立。
在目前，潜规则能够从外部轻松地渗透到司法运作中，与司法不能独立于立法权有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借变相的人大监督干忧法官的审判。一些地方长官在涉及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的案件中，往往可以通过案件协调会、通气会等形式指使法官按会议的决定审理案件，甚至地方官员个人也可以直接授意法官按其意志来审判，受制于人大的法院很难按法律的运作方式把握案件的审理。独立的司法体制可以改变司法行政化运作的现状，也是抵御潜规则入侵的重要途径，使法官可以在没有压力的环境完成法律的适用过程，堵住潜规则入侵的突破口。
（二）落实法院独立审判权和法官责任制有助于从法院内部消除潜规则的影响。我国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受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干涉，由此确立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但对于承担具体审判工作的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也排除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没有明文规定，按照我国目前的法院层级设置和案件管辖范围，以及法院内部的实际运作，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院长、庭长完全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干预法官的审判，法官不能自主审判，法院的审判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级法院。行政化的司法运作使法院独立审判原则难以发挥实效，给潜规则的入侵留下了隐患，解决之道在于改革法院的层级设置和审判制度，真正落实法官责任制。
作为行使裁判权的法院天然要求独立行使审判权，除了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扰外，法院的内部也不应该存在指导与被指导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应有明确的职权定位。按我国目前的法院设置，四级法院的职权范围是模糊的，除了基层法院，都可以成为上诉法院和一审法院，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判范围没有明确的标准，事实上造成管辖范围的不清。上诉法院行政级别强化了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关系，上级法院经常“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样一来，不同的法院其审判职权有了大小之分，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常受到上级法院的干扰。要改变法院行政化的运作的现状，必须改革法院的层级设置，参照巡回法院的模式建构全国的法院系统。在法院层级的设置上，撤消现行上级法院既是一审法院又是上诉法院的体制模式，设巡回法院负责上诉案件的审理，各省、市、区、县的法院按其驻地划定管辖范围，不再承担上诉案件的审理，各法院行使同一审判职权，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司法解释和死刑复核，不直参加案件的审判。在审判方式上，改变科层的运作方式，实行谁审判谁负责的审判制度，强调法官的自主性，落实法官责任制，法官对自己审理的案件负责。院长、庭长行使审判权时和普通法官的审判职权同等，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干预法官的审判，法官审判案件也无需向庭长、院长请示。审判委员会改为咨询机构，撤消其决定审判结果的权力，只负责向法官提供案件的司法建议。
非行政化的法院层级设置和法官责任制的落实能够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确保司法的独立性，独立的司法运作排除了来自法院系统的内部干扰，有利于防止上级法院和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等干预法官的审判，封闭了法律运作场。法官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适用法律，使法律适用过程纯粹化、技术化，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把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杨解君.法律关系背后的关系[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春季卷：167-168..
[2]徐国忠.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53-54.
[3]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美]考特.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方立新.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J].浙江大学学报，2001，（5）：114.

Study on Potential Rule behind Law Running
YANGYU-hao
（Law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Jiangmen Guangdong 529020）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justice system leads to potential rule penetrating into law， and the law agent that pursue maximal profit is also too. Everyone pursue maximal profit at his aim is one’s character，but the defect of justice system could be remedied by transforming. The task on which eliminate potential rule depends inevitably reformating justice system. If we had established justice system separating not only from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from superior court and its manager, justice system should run in closed circumstance and stuff potential rule up.
Keywords: Potential rule；Justice system；Administrative；Independence of justice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条例》宣传提纲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3]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3年4月27日以国务院375号令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宣传工作，现将《工伤保险条例》宣传提纲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宣传和学习。
　　一、确定宣传重点，大力宣传《条例》发布实施的重要意义。《条例》的发布和实施，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保障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要突出宣传《条例》的基本内容和参加工伤保险的重大意义，宣传职工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使用人单位自觉履行缴费义务，使广大职工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制定宣传计划，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各地要根据宣传提纲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2003年12月上旬，各地要举办集中宣传活动。劳动保障部门要组织工作人员，到公共场所、企业和社区设立宣传点，接受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材料，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并尽可能邀请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同时，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通过开辟专栏、政策解答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工作。
　　三、加强部门配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工伤保险工作。要加强与安全生产、卫生、人事、财政等部门和工会组织的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对企事业单位、医疗服务机构、医疗康复机构等有关单位的宣传工作，为《条例》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集中报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先进典型和不参加工伤保险的危害，从维护职工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宣传动员全社会关注工伤保险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领导干部和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要带头学习，带头搞好宣传，并注意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对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反映，及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各地在宣传贯彻中遇到的问题，望及时报告我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二00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工伤保险条例》宣传提纲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性
　　《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发布和实施，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保障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本届政府成立不久就发布《条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职工权益保障、对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贯彻落实《条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将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证公平竞争，化解经营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工伤事故是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劳动风险。尽管国家和用人单位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难以完全避免。工伤事故与职业病严重威胁广大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影响工伤职工工作、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关系到社会稳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一旦发生工伤，职工可以得到及时救治、医疗康复和必要的经济补偿。
　　（三）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是分散用人单位风险，减轻用人单位负担的重要措施。工伤保险通过基金的互济功能，分散不同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避免用人单位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便不堪重负，严重影响生产经营，甚至导致破产，有利于企业的正常经营和生产活动。
　　（四）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防范机制的重要条件。工伤保险可以促进职业安全，通过强化用人单位工伤保险缴费责任，通过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单位费率浮动机制，建立工伤保险费用与工伤发生率挂钩的预防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安全生产。
　　二、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改革目标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十几年的改革探索，在此基础上，原劳动部于1996年按照《劳动法》的要求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对沿用40多年的工伤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
　　（二）通过几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规范了工伤待遇标准，保障了参保职工的基本权益，受到职工的欢迎。二是分散了企业风险，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受到了参保单位的欢迎。三是初步建立了工伤保险预防机制。四是探索了工伤保险管理服务的办法，积累了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
　　（三）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总体效果是好的。截止2003年10月，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参保人数4400多万人。
　　（四）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覆盖城乡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制度体系法制化，管理服务社会化，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
　　三、《条例》体现的主要原则
　　《条例》体现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既要从根本上、制度上充分维护和保障广大职工的基本权益，又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确定适当的保障水平，确保工伤保险制度持续平稳发展。
　　（二）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原则。为了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条例》把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也视同为工伤，以鼓励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切实维护和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的原则。《条例》明确了工伤待遇标准，并明确了用人单位、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医疗机构等各行为主体的责任和多种监督形式，以切实维护和保障职工和供养亲属的权益。
　　（四）中央确定基本政策与地方制定具体政策相互衔接的原则。《条例》明确了工伤保险基本制度和主要的政策框架，同时又给地方决策留有充分的空间，使《条例》更加切合各地实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五）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用人单位只有按照规定参加了工伤保险，工伤职工的医疗费用和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才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否则，所有费用均由用人单位支出。
　　（六）无责任补偿的原则。是指职工发生工伤事故时，无论其在事故中有没有责任，都应依法得到补偿。
　　（七）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工伤保险基金要在保证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能力鉴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支出的基础上确定基金的规模。因此，工伤保险基金实行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
　　（八）新老制度和政策平稳过渡的原则。《条例》对原已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水平均未降低，并对工伤认定范围和待遇作了进一步规范，以保证政策的平稳衔接。
　　四、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条例》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基本义务：
　　（一）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将参加工伤保险的有关情况在本单位内公示。
　　（二）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减少和避免职业病的危害。
　　（三）发生工伤时，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四）履行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义务。
　　（五）支付按规定应由单位支付的有关费用和工伤职工待遇。
　　（六）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有以下权利：
　　（一）在职工发生工伤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规定的费用和待遇。
　　（二）举报监督的权利。
　　（三）对工伤认定受理或者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有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职工的权利和义务
　　《条例》规定了职工的基本权利：
　　（一）按《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能力鉴定的权利。
　　（三）举报监督的权利。
　　（四）对工伤认定受理或者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有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条例》规定了职工承担的相应义务：
　　（一）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执行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减少事故和职业病的危害。
　　（二）发生事故和职业病伤害，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
　　（三）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六、关于工伤保险覆盖范围
　　《条例》规定以下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无论何种所有制性质、无论规模大小，凡是已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都应参加工伤保险。
　　（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鉴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步骤和实施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另行制订。
　　此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伤管理服务的办法另行制订。
　　七、关于工伤保险费率和基金管理
　　（一）《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二）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按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缴费基数，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为单位职工的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低于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60％征缴；高于300％的，按300％征缴。
　　（三）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不同的行业，工伤风险有很大差别，工伤保险费率在实现社会共济的同时，与用人单位所属行业挂钩，形成行业差别费率，使工伤保险缴费更为公平。在实行行业差别费率的基础上，建立单位缴费浮动机制。根据用人单位的工伤发生情况和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确定用人单位缴费费率。
　　（四）工伤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伤保险基金存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工伤保险基金用于《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能力鉴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于工伤保险的其他费用的支付。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工伤保险基金用于投资运营、建办公场所、发放奖金，或者挪作其他用途。否则，要按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依法对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基金安全。
　　（五）工伤事故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重大工伤事故的发生，防范基金风险，《条例》规定建立储备金，用于统筹地区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储备金不足支付的，由统筹地区的人民政府垫付。
　　八、关于工伤认定
　　（一）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的伤害。《条例》具体规定了七种受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其中职业病是指国家列入职业病名单中的疾病。同时，《条例》规定了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等三种情形，可以视同工伤。但是，由于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导致伤亡的；酗酒导致伤亡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二）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为职业病后，用人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或者诊断为职业病后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三）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工伤申请的材料，需要补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材料完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四）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申请后，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和职工等有关部门和个人应予以配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九、关于劳动能力鉴定
　　（一）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织专家，依据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对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进行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
　　（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为两级：设区的市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按照《条例》规定进行的劳动能力鉴定，其鉴定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三）劳动功能障碍分为十个伤残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生活自理障碍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四）职工发生工伤，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此外，以下情况也应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停工留薪超过一定时限的、旧伤复发的、工亡职工亲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享受抚恤待遇的、工伤职工安装辅助器具的等。
　　（五）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从其建立的医疗卫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然后，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协助进行有关的诊断。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参加鉴定的专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六）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一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十、关于工伤职工的待遇
　　（一）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
　　工伤医疗待遇：
　　1.工伤医疗费用。治疗工伤、职业病所发生的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目录或标准的全部费用。
　　2. 康复性治疗费用。
　　3. 辅助器具安装配置费用。
　　伤残待遇：
　　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至十级伤残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24个月～6个月的本人工资。
　　2.伤残津贴。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每月补助工资的90%～75%。
　　3.生活护理费。伤残职工按照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分别补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30%。
　　工亡待遇：
　　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2.丧葬补助金。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供养亲属抚恤金。工亡职工供养的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符合一定条件的享受40%～30%的抚恤金。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
　　（二）用人单位负责的待遇项目：
　　1.住院伙食补助费。
　　2.转外地治疗的交通、食宿费。
　　3.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及陪护。
　　4.伤残津贴。五至六级的伤残职工，单位难以安排工作的，按月发给伤残津贴，其标准为本人工资的70%、60%。
　　5.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五至十级的伤残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三)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四）属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按照有关规定非法用工单位应向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
　　十一、健全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保证制度稳健运行
　　（一）要对工伤职工的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特别是长期待遇的支付，要通过银行、邮局等渠道及时足额发放到职工或其亲属，提供便捷的查询服务，保证各项待遇的落实。
　　（二）要完善协议管理，加强结算服务。对服务机构的费用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按时足额结算费用；定期听取医疗服务机构和有关方面对改进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适时调整和完善政策，不断改进结算服务。
　　（三）逐步对工伤职工实行社会化管理。对工伤职工，特别是用人单位改制、关闭或者破产的，要对其工伤职工进行社会化的管理服务，努力探索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方法，解除企业负担，使工伤职工有所依靠。
　　十二、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条例》的顺利实施
　　（一）《条例》是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律依据，要通过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将思想统一到《条例》上来。认真贯彻落实《条例》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要结合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满腔热情，脚踏实地做好工伤保险工作。
　　（二）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协调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力量，扎实有效地推进工伤保险工作。当前，要切实搞好学习和宣传工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制订配套措施办法；理顺体制，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加强基础工作，做好新旧政策的过渡衔接。
　　（三）《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设，同时也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具有强制性，相关行政行为具有时效性。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条例》的贯彻落实工作。各部门要加强配合，搞好协调，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贯彻《条例》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条例》顺利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