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2009年11月27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完善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各项制度，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妇女发展纲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人员，指导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组织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保障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检查、督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研究、决定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重大事项，参与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三）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五）表彰、奖励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
（六）其他应当由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第七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协助国家机关检查、监督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提出妇女合法权益保障的意见和建议，做好妇女权益保障的各项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八条 自治区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尊重社会公德，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九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妇女行使政治权利。
第十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公共政策以及决定重大事项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本级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事项，应当听取本单位妇女工作委员会或者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妇女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0%，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十二条 职工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应当占本单位女职工总人数的20%以上。
村（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成员。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性。
第十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重视、培养和选拔妇女领导干部。各级妇女联合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妇女组织，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推荐女干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重视其推荐意见。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学校招生，不得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女生的录取标准。学校不得限定女生的录取比例，国家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心理、生理、卫生保健和自我保护教育，保障女性青少年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 政府、社会、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就学困难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第十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由迫使适龄女性儿童少年辍学。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扫除妇女文盲、半文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纳入本级政府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当地实际，负责组织扫除妇女文盲、半文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组织妇女进行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的劳动技能，促进妇女就业。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培养女性专业人才，保障妇女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专业活动的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保障妇女在享受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机会，并将妇女就业纳入整体就业规划，对就业困难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就业指导和援助。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不得歧视妇女，除法律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不得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录用女职工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少数民族妇女。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可以与女职工方共同协商，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第二十六条 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
用人单位不得以妇女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降低女职工的工资或者取消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影响其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其劳动合同。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在劳动保障、劳动保险、生育保险、劳动保护和妇女保健等方面的规定,不断改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
用人单位不得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为妇女安排不适合其从事的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生育保障的投入，逐步建立与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行住院分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孕产妇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乡妇女的常见妇科病普查制度。
用人单位应当至少每两年为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病、乳腺病的筛查。有条件的单位应当增加筛查次数和项目。
用人单位应当定期为女职工进行职业病健康检查。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三十条 妇女对家庭共有财产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
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二条 夫妻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以及其他共有权属证书时，可以申请联名登记，登记机构应当予以办理。
第三十三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期内，农牧区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农牧区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农牧区妇女因分户、结婚、离婚等情形，可以对家庭承包地进行分割承包，与发包方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依法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
农牧区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依法流转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未婚、结婚、离婚、丧偶为由，阻挠或者强迫农牧区妇女迁移户籍，侵害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益。
第三十五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宅基地使用权。
妇女结婚、男方到女方落户，或者妇女离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且无住房，要求建房且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批给宅基地。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六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依法需对女性身体进行检查、搜查的，应当由女性执法人员进行。
第三十七条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用封建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女。
第三十八条　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善后工作，妇女联合会协助和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第三十九条 禁止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以及肢体动作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投诉，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及时受理。
第四十条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雇用妇女进行淫秽表演或者提供色情服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上述行为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禁止组织、胁迫、诱骗、利用女性未成年人、女性残疾人从事街头乞讨等损害其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广告、商标、展览橱窗、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及其他媒介中不得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妇女的内容。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妇女肖像。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四十二条 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不受侵犯。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禁止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封建婚姻。
禁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妇女婚姻自主权。
第四十三条 夫妻离婚时，男方及其亲属不得侵犯女性的人身权和居住权。夫妻关系被依法解除后，任何人不得干扰女方的生活，不得妨碍其行使对子女的探视权。
第四十四条　夫妻离婚时，其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以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第四十五条 禁止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家庭和谐。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应当纳入各地区、各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
第四十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和受害妇女所在单位，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予以劝阻、调解或者向公安机关报警。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接到有关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报警，应当及时出警予以制止，并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第四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机构应当调解家庭纠纷，预防家庭暴力。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应当依托救助管理机构开展家庭暴力救助工作，为受害妇女提供庇护和其他必要的临时救助。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救治受害妇女，保存诊疗记录，并协助公安机关的调查。
各级妇联组织应当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服务及其他支持和帮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造成财产、精神和其他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二条 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妇女联合会提出纠正建议，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事件，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可以向有关部门发出督促执行书。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督促执行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处理并作出答复。逾期不作出答复也不处理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可以建议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构成行政处罚的，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对行为人、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
（一）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的；
（二）以性别为由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女生的录取标准以及限定女生的录取比例的；
（三）女性毕业生达到录用、聘用条件，录用、聘用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的；
（四）对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或者迫使适龄女性儿童少年辍学的；
（五）有关学校拒收流动人口中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的；
（六）在享受福利待遇、晋职、晋升、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
（七）用人单位在妇女结婚、怀孕、产期、哺乳期内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的。
第五十四条 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受害妇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刍议人民法院调解原则之弊端

陈丹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221008)


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素有调解传统的国家，古代历史中曾有的一些基层职务，如亭长、地保之类均可对乡里之间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以促成和解，而不使之诉之于官府，因此国人多有“厌诉”和息事宁人的心态。在现实中，人们有求和的心态，法官亦有促和的意向。所以，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均是我国调解制度得以萌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本文在此并不想讨论调解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却是要讨论该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病。因之，在笔者有限的知识和视野内，本文将针对法院调解原则的弊病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调解 法院调解 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之中，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再好的法律也会因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法”，更何况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调解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概述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那么，法院调解，亦称诉讼上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抛开调解的其他形式和其他主体，本文讨论的仅是关于法院调解的有关问题。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的司法工作的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基于对上面罗列的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的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二、调解不一定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
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有一点，即：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三、法院调解并非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
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诉讼当事人非自愿的寻求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如调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事人改变了他们提起诉讼的初衷呢？笔者认为有如下：
（一）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的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本文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
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四、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
《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的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欺骗，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五、结束语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思考。当然，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笔者在这里加以提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了法律条文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存在一些差距，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息事宁人和“厌讼”的传统习惯能得以改善，能够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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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江武，《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参见网页：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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