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联合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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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联合新闻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大韩民国总统李明博于2012年1月9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同李明博总统举行会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会见李明博总统。
二、双方一致认为，中韩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全面快速发展，为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008年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取得的新进展。双方确认，将继续遵循2008年5月、8月两国元首互访时发表的两个共同文件的各项原则，进一步充实面向未来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韩方表明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三、双方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政府、议会和政党之间的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层次沟通协调，扩大共同利益。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外长热线、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等方式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保持两国国防部门间的高级别接触和互访。
四、双方积极评价两国经贸合作平稳快速发展，将共同致力于实现2015年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的目标。
双方一致认为，尽早签署中韩自贸区协定将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符合两国利益。双方同意在韩方完成国内程序后立即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能源领域互利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绿色增长。进一步增进新兴产业领域合作，分阶段推进产业标准、相互认证、共同研发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在城市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双方积极评价两国金融互惠合作成果，支持两国金融机构进入对方市场，促进两国金融业发展。双方同意尽快启动中韩社会保险协定磋商。
双方商定，两国海关部门积极推进关于进出口安全认证机构(AEO)相互认证的磋商，保障贸易安全，简化通关手续。
五、双方同意加强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合作，及时共享信息，加强救援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与沙尘暴的预防及治理工作。
六、双方认为，划定两国间的海域界限，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开展海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意继续就海洋划界保持协商。
双方同意，两国渔业部门强化既有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合作，妥善处理渔业领域相关问题，共同维护渔业秩序，保障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双方同意，积极探讨启动外交、渔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对话协商，促进两国海洋领域合作。
七、双方同意，共同办好中韩建交二十周年暨“中韩友好交流年”纪念活动，扩大青少年互访交流规模，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好感情。
双方积极评价2010年“中国访问年”取得的成果，同意就2012年“韩国访问年”积极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人员交流。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领事关系和领事合作，尽快商签《互免持外交护照人员签证协定》，简化青少年修学旅行团签证手续。双方就中方在济州设立总领事馆达成一致，同意探讨相互增设领事机构问题。
八、双方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双方同意共同为此作出努力。双方愿同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尽快创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
中方重申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双方认为，加强东亚区域合作对实现东亚和平、稳定与发展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尽早签署中韩日投资协定，为推进中韩日自贸区建设共同作出努力。双方确认，在中韩日合作、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首脑会议(ASEM)、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地区合作机制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中方支持韩方成功举办2012年首尔核安全峰会、丽水世博会、2014年仁川亚运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
双方认为，二十国集团(G20)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双方商定继续加强在G20中的合作。
双方重申，联合国应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同意在联合国事务中保持密切合作。
双方同意，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毒品、海盗、金融欺诈和网络等领域犯罪加强合作。
九、双方对李明博总统访华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一致认为此访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明博总统对访华期间受到中方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二0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于北京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其中第39条将扒窃入刑，列举在盗窃罪的罪状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各地反响来看，“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是，司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63岁的被害人陈某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1]
案例二： 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陆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车上抓到一名扒窃分子，犯罪嫌疑人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因为该犯罪嫌疑人偷的钱包里面没有一分钱，在他们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案情后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陆公交分局释放。[2]
由以上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扒窃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笔者曾与同事对此进行探讨，有同事就比较赞同案例一中的处理，其认为对于扒窃不应再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立法者的意图很明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其中罗列了五种情况，它们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扒窃行为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样都应该定罪处罚，扒窃属行为犯，如果以行为人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会放纵扒窃犯罪嫌疑人，从而偏离“扒窃”入刑的立法意图。
有同事则赞同案例二中的处理，他认为，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其盗窃行为的实质，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扒窃乃盗窃罪的一种，属结果犯，扒窃构成犯罪仍应受盗窃罪中有关数额规定的限制，应当以达到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认定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对于扒窃数额较小而又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按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综合两种意见来看，对于扒窃是否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的关键在于分清扒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么何为行为犯？何为结果犯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条件，而是以犯罪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志的犯罪。[3]相对应的，结果犯则是指以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因为盗窃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盗窃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按照文义解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由此，笔者认为，扒窃应属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都应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定罪，这也是与扒窃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不过，虽然扒窃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扒窃数额等还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刑法总则第37条之规定，扒窃的最低刑罚仍有适用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直至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因此，在审理扒窃案件时，应结合扒窃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另外，对于那些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还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不以犯罪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扒窃，首先应明确其行为犯的属性，对于扒窃行为人应以盗窃罪定罪。不过，如果综合案中的主客观情形，如行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窃手段对人身没有危险性或者扒窃未遂、中止等，则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结合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扒窃犯罪的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考虑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单处罚金等刑罚，这样既彰显了刑法对于扒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及惩罚犯罪的功能，同时也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到上述两则案例中，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以盗窃罪定罪，然后考虑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之可能，如果行为人除了扒窃所得价值较小外再没有显著轻微情节，应以盗窃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应当综合案中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形，如犯罪动因，手段等，判处相应的刑罚。如案例二中，行为人如果不是初犯或者偶犯，也没有其他从轻或从重情节，综合考虑其所犯罪的场所、数额等，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不予刑事处罚；而案例一中，综合考虑案中情形，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用随身携带的镊子进行扒窃；被害人系老年人。由此可以推知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但鉴于扒窃所得仅为1.5元，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大，如果再没有其他情节，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处1-3个月拘役。
总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查扒窃案件应明确扒窃犯罪的行为犯属性，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犯罪，同时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来对行为人予以量刑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注释
[1]秦莹等，扒窃是否一律入刑?各地执法标准不一引争议，http://cd.qq.com/a/20110914/001081.htm。
[2]参考：申明 吕晓红，一个空钱包引发的“扒窃”入刑”难题http://sxwb.cnhubei.com/html/sxwb/20120411/sxwb1705092.html。
[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