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　１４１　号
　　

　　《广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规定》已经2009年11月1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43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规定》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广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使用和管理，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调节基金，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集，用于平抑、调节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价格异常波动的专项资金。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设立并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努力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价格调节基金实行分级管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第五条　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公开透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第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价格调节基金的主管机关，负责价格调节基金的政策制定、计划安排和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负责价格调节基金的资金管理；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价格调节基金的代征、代缴；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价格调节基金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征　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要通过向社会征收的方式，征集价格调节基金。

　　第八条　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征收项目和标准是：

　　（一）对批发环节的成品油按0.02元/升征收；

　　（二）对省级电网每年销售电量按0.003元/千瓦时征收；

　　（三）对批发环节的燃气按0.04元/立方米征收；

　　（四）对依法应计征水资源费的取水量按0.03元/立方米征收；

　　（五）对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业务收入按0.1％征收；

　　（六）对确无法退还消费者的预付通信费按50%征收；

　　（七）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征集项目。

　　按照前款所列项目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具体的缴纳义务人，并向社会公布。对存在两个以上批发环节的同一商品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不得重复征收。

　　第九条　市、县级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项目和标准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规定，并向社会公布。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省人民政府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价格调节基金征集规模应当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市场价格调控需要相适应，对不相适应的征集项目和标准应当及时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依据本规定向社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地方税务部门代征。

　　第十二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按时足额缴纳价格调节基金。

　　第十三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应当在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应缴数额，并如实报送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申报表、销售（经营）情况明细表以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应当及时汇总、编制《价格调节基金应缴数额明细表》送交同级人民政府地方税务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应当按照要求代征价格调节基金，并在规定时间内足额解缴到指定的价格调节基金专户。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逾期不申报或者不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财务资料核算应缴数额。

　　第十五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

　　（一）因遭受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二）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三）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申请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的，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价格调节基金减缴、免缴或者缓缴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申请单位名称、理由、相关财务报表，以及申请减缴、免缴或缓缴的数额和起止时间等；

　　（二）申请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申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七条　申请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的，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其中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报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的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理由；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并限期补正，逾期仍不补正的，可以不予受理。

　　受理申请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在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价格调节基金缴纳数额进行定期核查，于次年5月底前完成对上年全年价格调节基金实缴数额的核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第三章　使　用

　　第二十条　价格调节基金适用于以下情形：

　　（一）对因执行政府依法采取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而受到经济损失的生产者、经营者给予适当补偿；

　　（二）为平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异常波动而给予生产者、经营者适当价格补贴、贷款贴息等；

　　（三）对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或者政府提高价格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低收入群体给予临时价格补贴；

　　（四）对因遭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严重影响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者、经营者，给予临时补贴；

　　（五）为调控价格、稳定市场，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和生产基地建设，给予补贴、补助或者贷款贴息；

　　（六）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为调控价格、稳定市场批准适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应当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提出，或者由需要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向所在地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应当明确具体的使用对象、使用途径等。

　　第二十二条　申请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名称、项目、使用理由、数额、拨付方式等；

　　（二）申请人法人登记证书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具体的使用操作方案；

　　（四）申请人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使用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并限期补正，补正期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受理时限内；申请人超过规定期限仍不补正的，可以不予受理。

　　受理申请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在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价格调节基金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请拨资金。财政部门应当及时拨付；需要分期分批拨付的，按分期的时间拨付。

　　第二十五条　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用途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并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如实报告使用情况。

　　第二十六条　省级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全省性的市场价格调控和地区间的平衡、调剂，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制定调剂使用方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地级以上市、县人民政府需要使用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对本辖区进行市场价格调控的，可以逐级报请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价格调节基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户存储，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本息滚动结转使用。价格调节基金专户管理银行应当每月向同级人民政府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报送价格调节基金的收支统计报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得将价格调节基金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八条　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应当使用统一的税收票证，以附注的形式注明为价格调节基金。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从本级价格调节基金中列支一定数额的征管费用，弥补代征和管理价格调节基金的必要支出。征管费用的具体数额和拨付方式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价格调节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审计、监察部门对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解缴、入户、拨付、使用情况每年审计一次，审计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示。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对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使用和管理情况每年开展一次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同级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一条　价格调节基金的缴纳义务人、使用单位等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提供或者虚报、瞒报、谎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本级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或控告价格调节基金征集、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认为在价格调节基金的征集、使用、管理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财政、监察、审计、地税等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办法、投诉电话和通讯地址。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税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欠缴之日起每日处应缴纳金额0.05％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价格调节基金，并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准减缴、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的，批准机关应当撤销减缴、免缴或者缓缴决定，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责令限期补缴，可以给予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价格调节基金使用单位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准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监察、审计部门终止拨款，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并在三年内取消其申请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资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价格调节基金使用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按照批准用途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监察、审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终止拨款，并追回已拨付的资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使用单位等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权限擅自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征收项目或者改变征收范围的；

　　（二）超越权限或者违反规定程序擅自制定、调整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的；

　　（三）超越权限或者违反规定程序擅自多征、减征、免征或者缓征价格调节基金的；

　　（四）违反规定改变价格调节基金用途或者有其他违规使用价格调节基金行为的；

　　（五）违反“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

　　（六）截留、挪用、侵占价格调节基金的。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的，应当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价格调节基金征集、使用、管理的具体实施细则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地税部门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