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杂谈——关于假唱

王晓楠


现在复杂的商业社会，越来越多的事、物进入了流通领域，以前没有想过能够出卖的东西都可以进来了，似乎是极大的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极大挑战，现在的情况时只要有需求就会配套相应的供给，物质的时代也是欲望的时代——这个时代好不好见仁见智——你可以说在某些层面触及了人类关于道德的划分底线但是你也不能够否认物质的扩大带来了生活的飞跃，也许《双城记》中男主人公的话是最好的注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复杂的商品社会也给我们一些消费的副产品“假货”，以前在商品不充足的情况之下假货最多的集中于生活消费品之上而在这里又以必需品充斥为冠，但是随着商品经济有了进步，我们的消费层级和消费观念有了巨大的提高，假货的范畴也在相应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奇思怪想的“假”，假唱就是其中之一。
在以前没有先进的声光电设备的时候，是不会给假唱存在空间的，你想就一盘伴奏带你要假唱说不定放到什么地方就搅了带一下子就露了馅，而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就通过现代的设备帮助假唱解决了这一问题，数字的音效设备是不存在搅了带的尴尬的。明星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假唱了，要是开个唱的话能把口型对得差不多的已经算得上是敬业了。我个人算不上音乐的发烧友，所以我觉得假唱没什么巨大的破坏力，唯一让消费者觉得不爽的是因为：要是听伴奏我直接买磁带就行了或者干脆上网上下载来听你的现场干什么？诚然，被欺骗实在是不爽，尤其在花了不菲的票价之后；但是我转念一想我们一般人不就听个热闹么，很有可能你的偶像真唱会招来狼呢，这也是为你的心脏考虑。其实在这里假唱对于其他真唱的演艺人员的意义要大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因为这里面有着利益的博弈。在现在好一点的量贩KTV也已经嗨歌的人开设了录音棚，让你可以自己出下专集小小的虚荣一把，里面的设备算不上顶级的但是也可以让五音不全的人变成歌星。借助更专业的录音设备很多五音不全的人都走上了演艺圈的道路，只要有人愿意为你砸钱，长得不好看可以整容，名气不大可以帮你造绯闻，至于声音不好听那就更简单了——假唱呗，这样就使得很多不具备进入歌唱事业的人如潮水般的涌入。造假对于其他不造假或者说不善于造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机会的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不正义，因为使用了不当的手段剔除了其他在唱歌上比你有天赋但是运气没有你好的人的入场机会，这属于不正当竞争，因此有实力的歌星们当然要极力抵制了，没实力的也要做做样子抵制一下要不不就承认自己没水准玩假唱了么？
既然属于不正当竞争那么国家就应该出台相应的规定来补足漏洞完善正当的竞争秩序，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是这么做的。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修改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28号)，根据决定，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演出处起草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规定了“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前款所称假唱、假演奏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利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等代替现场演唱、演奏的行为。”并且规定了罚则“吊销、注销文艺表演团体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应当报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吊销、注销演出经纪机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应当报文化部备案。”真要照此实行的话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是征求意见稿但是毕竟是国家机关的正式发文能够发现国家对待此事上的认真态度。笔者真正感兴趣的是要是真的出台的话能不能够切实执行下去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无独有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北京奥组委２００８，１１，１４表示，为了达到最好的声音效果和表演效果，组织者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使用了事先录制好的歌曲《歌唱祖国》。这样就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是国家的规定会存在例外么，里外的外延又涵盖到怎样的范围呢？
国家自然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这是为了奥运么，百年的盛事，当然要万全万当不能够存在一点瑕疵，由于现在为止也没有规范“假唱”的正式法文而法律又是不溯及既往的，奥运会的行为不会被法律所调整，但是一旦规制假唱的条文出台了那么国家又要怎么办呢。中华民族现在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复兴，民族的盛事会有很多，喜庆的场面没有歌舞总是让人乏味的，为了保障盛事的顺利进行我们还能不能适用假唱的手段呢。从法律角度来看是不能够的因为在法治国家一切事物的进行都应该在法律之下，那么谁又来监管国家呢，看到网上相关网页好像连我们的春节晚会也存在着假唱问题，如果真要按照法律的条文处理恐怕ＣＣＴＶ要关门大吉了，如果不按照法律处理就会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议论了，且这么做的话也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家在市场经济之下，在规范市场秩序的立法情况之下应该抓大放小步应当任何事物都要通过上升到法律条文的形式来处理“法律不关心细枝末节”。当然笔者也不是绥靖，要对假唱这种现象妥协，毕竟假唱影响到了公平、正义这些最基本的法律的价值，只不过我们可以换一种途径来加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让国家机关出面来应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把规制处理假唱的工作交给行业自治性质的组织由他们来处理商业演出中的假唱行为还商业演出市场一片净土，还能够做出特殊规定给国家的庆典活动留下一些空间。

论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的赔偿问题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梁晓律师

前言：
一直以来我国对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的赔偿问题均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其中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提到，对于无名氏的赔偿标准、主体如何确定均存在争议，直到2006年5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才明确无名氏的赔偿标准按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如果肇事方不赔的情况下，谁来代替无名氏主张权利呢？还是没有明确规定。而全国各地已出现了多起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案件，各地法院的不同处理方式，引起了法律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鉴于此，笔者对无名氏的主体资格、赔偿款的标准、返还问题，以及具体操作程序等问题作出系列探讨，以期对实践操作提出指导意义。

关键词：无名氏 民政局 起诉主体资格 赔偿

案情简介:
2008年7月19日21时许，蔡某驾驶粤一轿车沿顺德区龙江镇东华路行驶至顺德龙江镇东华路中毅超市对开路段时，与由无名氏驾驶的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无名氏受伤送院抢救无效于2008年7月22日死亡。事后，顺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当地日报刊登了认尸启事，但至今仍未出现其近亲属。2008年8月13日，交通事故责任中认定，蔡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无名氏在此事故中无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应在交警的主持下由事故的双方协商处理，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已经身亡，也没有受害人的近亲属出现，这就意味这这起交通事故只有肇事者一方存在，事故处理陷入了僵局。同时，蔡某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他到交警部门询问赔偿款的事情，交警部门表示如果蔡某真的要赔的话,只能按城镇标准赔偿，但目前他们的部门还没成立救助基金，所以该赔偿款即使蔡某给了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建议蔡某暂不用支付；但如果不支付，到时追究其交通肇事罪时, 难以被判处缓刑；另一方面，蔡某购买保险所在的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如果蔡某把钱先付了，他们也不会进行理赔，理由在于死者的身份得不到确认。如果蔡某真的不给钱，那么谁来为无名氏主张权利呢？民政局可否代替无名氏作为原告起诉呢？

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没有找到无名氏亲属的前提下，蔡某不用赔偿，民政局不能作为原告代替无名氏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据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权利人是依法由死亡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因而民政局或属下的救助站不是无名氏的近亲属，其无权代表无名氏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政局有权代替无名氏起诉。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但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没有成立或侵权人不愿意赔偿的情况下，民政部门理当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从维护无名氏这样的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利出发，从民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出发，从国家和社会管理出发，民政局可以成为案件中的诉讼主体。
意见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下面从多个方面来作探讨：
1、类同案例的处理：自2004年全国第一例民政局为无名氏维权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上述情况的案件，主要是在交通事故当中，死亡者都为无名氏，交警无法确认其身份，同时无法联系到其近亲属。为维护无名氏家属的权益，打破案件的僵局，民政局以下属单位救助站或者自己的名义替无名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肇事者或者保险公司等相关责任方承担赔偿的责任。不同地区的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法都不同，如：
2006年4月，高淳县法院对境内两名流浪汉因车祸身亡的案件，因主体不适格，驳回民政局起诉；
2005年临湘法院以判决形式承认了民政局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被判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15.46万余元；
2006年6月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一司机将一流浪汉当场撞死，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站提起诉讼，2006年11月，宜昌伍家岗区法院通过调解，使肇事司机和车主同意赔偿被撞死流浪汉死亡赔偿金6.2万元……
法院对民政局在交通事故中替无名氏起诉的做法，有支持与不支持，民政局是否有主体资格？
2、民政局的起诉主体适格。
　 从上述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法院对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做法是逐渐支持的，分析如下：
其一，从民政局的职责与性质来看，其是社会流浪群体的直接管理和救助机关，而无名氏大部分是流浪者，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既有职责也有职权。民政部门并不仅仅为了个体利益，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站出来，为被撞身亡的无名氏向肇事者索赔，是比较合适的，也是其救助贫弱群体的职责体现。
　 其二，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的规定也能提供证明。根据民法通则16条的规定，对没有合适的自然人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民政部门一般为监护人。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对于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存在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显然，法律在制定之初，是没有考虑到死者为无名氏的特殊情况。但如果对直接利害关系作广义一些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社会机构对被管理人员的事宜应当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其三、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法院以民政局与无名氏没有直接厉害关系驳回起诉，这不符合法律一贯坚持和追求的公平原则。从深层次看，法院的判决显然有些僵化司法的味道，即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外，没有能力也不敢到法律背后寻找它的精神和宗旨所在。其实，民法的最大特点是公正公平地调整社会关系。在民事司法领域，司法者除了依据明文规定审理案件之外，如按照明文规定判决显失公平、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精神相违背的情况，则完全可以依照公平原则处理案件。
其四，从肇事者的角度而言，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其要负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论其撞倒的是无名氏或有名氏，均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款一定要赔，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因交通肇事罪一般是过失犯罪，往往肇事者的认罪态度好，并且对死者愿意做出合理的赔偿，法官都会对肇事者做出刑事责任轻判。所以，民政局的起诉资格确定，对于肇事者来说，也是自身利益的一种维护。
其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管理成本和救助支出的问题。大多数流浪人员在疾病和年老的时候，势必需要国家承担责任。规定国家对于无名氏予以一定形式的赔偿，以此作为救助资金的来源是合理和必要的。
纵上所述，民政局可以成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
2、赔偿的标准。
在公安局尚不能明确无名氏是农村身份还是城镇居民的情况下，是根据城镇居民还是农村的标准进行赔偿呢？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事故发生地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十年。可见我省对无名氏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计算。
3、赔偿款的保管和处理问题。
民政局如果能够替无名氏作为交通事故中起诉主体，要求责任者进行赔偿，那么得到的赔偿款该如何进行处理？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其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另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七十四条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根据以上的规定，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目前很多地方还没有成立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民政部门应该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作为民政部门收到赔偿款后，首先应当履行公告程序，以期能够寻找到死者亲属或者权利的继承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无法找到，民政部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交国家所有，归属于专门的救济基金，纳入救助基金统一使用和管理，用于社会流浪、乞讨人群的救助。如这期间权利人出现，其负有返还的义务。至于公告至上缴国库的期限，笔者认为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下落不明4年而宣告死亡的时间比较合理，因为死者家属在4年内不见了亲人，应该会进行寻找或公告，如果4年都不寻找的话，难以再查找。当然，有关部门在火化无名氏时要保留起骨灰，可以日后与其亲属进行亲属鉴定。

操作建议：
综合以上的探讨，针对前文所举的案件，笔者提出以下操作建议：
首先，公安机关对已侦结的“无名氏”人身损害案件，应先向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发出赔付通知书，要求其将赔偿款付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帐户，如果还没有成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则将赔偿款付给事故发生地民政部门；如果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均不愿意赔偿，则公安机关在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意见书时，应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建议，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向民政局提出以其作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直接起诉肇事，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结束语：
任何人的生命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对上述案件中的无名氏等社会流浪人员而言，维护其生命权是国家的直接责任，但从我国目前的制度来看，在交通事故中对无名氏受侵害致死后，应由谁出面维权，目前国内立法尚属空白。我们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变化，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如果确认民政局的诉讼主体资格将会很有意义。如何为这部分弱势群体维权，由哪个部门行使？这将是我们立法、司法实践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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