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旅游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旅游条例
(2003年11月29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6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具有旅游开发利用价值，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住宿、餐饮、交通、购物、娱乐、信息等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依法从事旅行社、导游服务公司、旅游景区（点）、旅游饭店、旅游家庭宾馆、旅游集散站、旅游车船公司、旅游购物场所、旅游娱乐场所、旅游商品研发机构、网络旅游经营和旅游中介服务等旅游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促进与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经营与服务、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以及旅游行政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市场运作、突出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的统筹协调、综合指导、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
旅游主管部门所属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旅游执法机构负责对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和旅游投诉的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六条 旅游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或者加入旅游行业协会。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制定相关服务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开展活动，发挥服务、引导、协调和监督作用，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旅游发展与促进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和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村镇规划要兼顾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机制，制定旅游业发展政策，批准旅游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旅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促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旅游业发展情况，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增加。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旅游形象宣传、旅游发展规划编制、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旅游人才开发以及重大旅游促进活动的组织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涉及旅游区（点）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环境卫生、供水供电、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资金给予支持。
第九条 鼓励境内外企业和个人按照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旅游业，兴办旅游企业，建设旅游设施，开发旅游资源。旅游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旅游业投资提供信息和相关服务。
第十条 鼓励旅游经营者依托本省工业、农业、商业、体育、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等社会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第十一条 鼓励本省旅游经营者加强同境内外旅游经营者的合作，鼓励省外的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直接来本省进行旅游活动，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为其开展旅游活动提供便利。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合作，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消除区域间的旅游开发、服务和贸易壁垒，推进旅游区域一体化。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旅游发展规划，组织本行政区域旅游形象宣传。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旅游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和建设旅游集散站、汽车旅游露营地、汽车租赁服务站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建设、交通等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上设置主要旅游区（点）和公共交通枢纽站点的指引标志。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开展旅游统计分析，建立旅游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区域间旅游信息互通，并向公众发布相关旅游信息。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公益性旅游咨询机构和网站，并在公共交通枢纽站点、旅游集散站、主要旅游区（点）设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或者设置自助交互式旅游信息多媒体设施，为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公益性信息咨询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在春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放假前一周及节假日期间，通过大众传媒逐日向社会发布主要旅游区（点）的气象、住宿、交通等信息。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为旅游电子商务提供相应的保障和公共服务，鼓励企业建立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网上信息查询、预订和支付等服务功能，实现网上旅游交易。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旅游市场发展及旅游者需求，通过提供信息、协调指导、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冰雪旅游、边境旅游、民族民俗旅游和乡村旅游、农业观光旅游等旅游项目，健全旅游产品体系。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发展少数民族旅游项目，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线路，创建少数民族旅游品牌。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旅游消费的政策措施。
第二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院校、专业的建设和旅游科研、教育、职业培训工作，加快培养旅游专业人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指导，组织开展旅游服务规范、标准、技能的培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第二十三条 推行旅游服务标准化。涉及人身安全、卫生、健康等的旅游服务领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由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部门、本行业地方标准，并组织实施。
第三章 旅游规划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
第二十四条 开发旅游资源应当在有效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按照科学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进行。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评估，建立旅游资源档案，指导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
第二十六条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有关区域规划相衔接，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旅游发展规划，并在征求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意见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旅游发展规划，制定符合本行政区域特点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在征求上一级旅游主管部门意见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和重点旅游景区等旅游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在征求省旅游主管部门意见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二十八条 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具体工作，应当由具有旅游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在编制规划时，应当进行经济、社会、环境可行性论证，组织专家评审，并征求有关部门和上一级旅游主管部门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的旅游发展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修改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对旅游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规划的行为，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旅游资源开发，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旅游发展规划。
依法从事旅游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应事先制定专项的旅游资源开发保护方案，并报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区（点）、旅馆等旅游建设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对周边生产、生活影响重大的，应当举行听证会。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审批旅游区（点）、旅馆等旅游建设项目，应当征求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应当加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利用人文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应当保持其特有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和历史风貌，对其建筑不得擅自重建、改建、迁移、拆除。
开发旅游资源及组织旅游活动，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文物保护、自然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传统与现实相统一，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和谐；倡导低碳旅游方式，推进节能环保。
第三十三条 旅游景区（点）的旅游接待活动，应当在旅游资源保护允许游客容量及服务质量等要求的范围内，确定旅游接待承载力，实行流量控制。
第三十四条 国有旅游资源使用权依法可以转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各类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拍卖、招标等形式依法取得国有旅游资源使用权。
第四章 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
第三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法律、法规规定需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应当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第三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业务，应当制作和保存完整的业务档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旅游主管部门的要求，向旅游主管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统计材料，不得提供虚假数据、伪造统计报表。
第三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侵犯。
旅游经营者有权拒绝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检查、收费和摊派；有权拒绝有关部门强行推销或者指定其购买商品；有权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有权要求旅游者承担违约责任。
旅游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获取、使用或者披露旅游经营者的营销计划、销售渠道、客户名单、研发成果以及其他商业秘密。
第三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活动；
(二)公开告知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合理收费；
(三)提供真实的旅游服务信息，不得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四)严格按照约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提供旅游服务，不得擅自改变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五)尊重旅游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不得强制、纠缠、诱骗或者胁迫旅游者购买旅游商品和接受旅游服务；
（六）不得擅自在旅游景区（点）内摆摊、圈地、占点，妨碍旅游者观光、游览；
(七)尊重旅游者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八）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
第四十条 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服务质量等级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应的标准提供服务。
未取得服务质量等级的，不得使用服务质量等级标志和称谓进行广告宣传或者经营活动。
第四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通过网络经营旅游业务的，应当为旅游者提供真实、可靠的旅游服务信息。旅游经营者通过网络为旅游者提供游览、旅行、住宿、交通、餐饮等旅游中介服务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经营资质的旅游经营者作为服务提供方。
第四十二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应当与旅游者签订书面旅游合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推荐合同示范文本。
旅行社在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合同前，应当如实向旅游者说明有关情况，不得误导旅游者。
旅行社未按照旅游合同标准提供相关服务的，承担违约责任，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三条 旅行社应当依法投保旅行社责任险，并在签订旅游合同时提示旅游者投保个人意外险。
鼓励旅游经营者投保公众责任险。
第四十四条 从事导游业务的人员应当参加国家旅游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考试合格的，由省旅游主管部门发给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经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登记注册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导游证，从事导游业务。
第四十五条 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减少游览项目或者缩短游览时间；
（二）增加购物次数或者延长购物时间；
（三）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
（四）强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
（五）向旅游经营者索要或者收受回扣；
（六）向旅游者索要小费或者其他财物；
（七）强行滞留旅游团队或者在旅途中甩团、甩客；
（八）殴打、谩骂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旅游者；
（九）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得有损害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言行。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尊重旅游者的宗教信仰、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
第四十七条 旅行社应当与导游、领队人员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按照约定标准支付工资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导游、领队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十八条 旅游景区(点)应当设置停车场、公厕、环卫、通讯、安全保障、医疗救护、紧急避险、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必要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应当在醒目位置，使用国际标准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设置中外文导向标志、服务设施标志和安全警示标志。
旅游景区（点）内摊点的设置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第四十九条 旅游景区(点)内有多个旅游点或者游览项目的，可以设置单一门票，也可以设置联票或者套票，一并向旅游者公示，由旅游者自主选择购买。禁止向旅游者强行出售联票、套票。
价格管理部门在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旅游景区（点）门票价格时，应当征求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依法举行听证会。调整后的门票价格应当向社会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后执行。
旅游景区（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老年人和学生等特殊人群实行门票减免费优惠，并设立明示标志。
第五十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旅游者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自主选择服务类型或者服务项目；
（二）知悉服务内容、项目、规格、费用等真实情况，并按照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
（三）因旅游经营者的过错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获得相应的赔偿；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尊重；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和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五十一条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旅游经营者侵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双方协商；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旅游、工商等部门投诉；
（四）依法申请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二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章制度；
（二）信守旅游合同；
（三）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环境和旅游设施；
（四）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五）遵守社会公德，尊重服务者，抵制不良风气，摒弃不文明行为；
（六）遵守旅游景区的秩序和安全规定。
第五章 边境旅游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边境旅游工作协调机制，推进边境旅游业发展。
第五十四条 申请经营边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报请审批，并在批准的旅游经营范围内进行旅游活动。
第五十五条 旅行社组织边境旅游，应当以团队的形式从国家指定的口岸整团出入境，并在与接壤国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旅游活动。
第五十六条 旅游团队的境外旅游活动应当在专职领队的组织下进行。
专职领队应当由旅行社委派，并经由省旅游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领队证。
第五十七条 旅游团队的导游人员或者领队人员应当事先向旅游者介绍旅游目的地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事宜。
第五十八条 旅行社不得组织旅游者在境外参与色情、赌博、涉毒等内容的违法活动。
第五十九条 旅游者在参加边境旅游时，不得有使边境接壤国产生误解的言论和行为。
第六十条 严禁出境旅游者滞留境外不归。旅游者在境外滞留不归的，旅行社委派的领队人员应当及时向旅行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相关驻外机构报告。旅行社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的信息。
第六十一条 严禁境外旅游者入境后非法滞留。旅行社接待入境旅游发生旅游者非法滞留我国境内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外事部门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的信息。
第六章 旅游安全与监督检查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旅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定期组织旅游、公安、卫生、交通运输、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安全监督检查，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安全责任。
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实施救援，并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通告，就旅游区域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或者其他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情况，及时向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发布旅游警示信息。
第六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和卫生管理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设置内部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专门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设施并加强维护和保养。旅游经营者对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应当制定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事先向旅游者做出说明或者明确警示。
旅行社需要租用客运车辆、船舶的，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运输企业和已投保法定强制保险的车辆、船舶。
发生旅游突发安全事件时，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旅游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制定相应的旅游高峰安全运行预案，及时向社会公布游客流量占景区最大接待容量的信息，合理疏导游客。
第六十五条 涉及公众人身安全的特种旅游项目，其设备设施应当经具有资质的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经营者应当做好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保证安全运转，及时组织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旅游发展规划、旅游资源保护、旅游项目建设、旅游市场秩序、旅游安全等进行监督检查。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主动出示有效执法检查证件。
旅游经营者在接受检查时，应当如实回答询问，按照要求提供全面、真实的资料。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受理制度，设立并公布受理旅游投诉电话，接受旅游者投诉。
旅游主管部门接到旅游者的投诉，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不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应当在五日内移交有关部门，并书面告知投诉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向旅游主管部门报送经营和财务信息等统计资料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使用服务质量等级标志和称谓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三）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向旅游者强行出售联票、套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罚款。
第六十九条 旅游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责令改正，初次违规的，处二万元至四万元罚款；违规两次的，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七万元至十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月；
（二）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运输企业和已投保法定强制保险的车辆、船舶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二、三、七项规定之一，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减少游览项目或者缩短游览时间，增加购物次数或者延长购物时间，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强行滞留旅游团队或者在旅途中甩团、甩客的，对旅行社，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十万元至二十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二十万元以上至三十万元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二万元以上至三万元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吊销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六、八项规定之一，导游人员和领队强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向旅游经营者索要或者收受回扣，向旅游者索要小费或者其他财物，殴打、谩骂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旅游者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一万元以上至二万元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旅游主管部门吊销导游证或者领队证，并予以公告，对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索要或者收受回扣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导游人员或者领队人员的执业证书。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旅行社组织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不为旅游团队安排专职领队全程陪同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一万元至二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二万元以上至三万元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月。
第七十二条 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旅行社，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二万元至四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四万元以上至七万元罚款；情节严重、违规两次以上的，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情节轻微、违规一次的，处四千元至一万元罚款；情节较重、违规两次的，处一万元以上至二万元罚款，责令旅行社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月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领队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的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外，未及时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旅行社接待入境旅游的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内，未及时报告并协助提供非法滞留者信息的。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专项规划，造成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破坏的；
（二）不依法颁发有关旅游经营许可证或者执业资格证的；
（三）违法向旅游经营者收费、摊派或者实施处罚的；
（四）未按法定时限受理、处理旅游投诉或者未按规定移送有关部门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2003年11月29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旅游条例》同时废止。
证据契约初探
作者：许建添
证据契约[①]，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②]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
契约，一直以来为私法领域所垄断，自从19世纪后叶诉讼法学脱离私法学的支配而开始确立其理论时期时，学者们普遍不接受在诉讼法学领域的存在契约。[③]学者均是以诉讼的公法性为理由排斥契约在公法领域的存在。但目前更多的学者均对诉讼上存在契约持肯定说，认为诉讼上存在契约，使法律未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也并不当然禁止。[④]笔者当然是赞同肯定说，而且笔者同样认为，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但笔者并非简单地从“诉讼法上存在契约”、“证据法属于诉讼法的分支”、所以“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这样一个三段论得出来的结论。
契约，千百年来一直与人类相依为伴，但契约并非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罗马法上，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优帝《学说汇纂》就把协议（Conventio）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⑤]但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就会出现一个法律悖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的协议变更，而契约属于私力范畴，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无异于承认“公法的规范可由个人的协议变更”。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同样是证据契约不可逃避的问题。但去解释这一悖论就暗含这样的意思，即证据法是公法。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证据法完全是公法，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到底什么是证据契约？证据契约的存在有何依据？它有什么效力？契约自由原则能否适用证据契约？证据契约在我国前景如何？
一、证据契约的概念
思维需要概念的支撑，尤其是对证据契约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证据契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据契约是指有关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诉讼契约。广义上还包括变更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举证责任契约。此外，证据契约还单指为方便法官认定事实活动而订立的契约。狭义证据契约的典型例子有：自认契约、证据方法契约或证据限制契约、鉴定契约、确定各种证据方法和证明力的契约等。[⑥]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在对法的概念下定义时，我们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一般称为‘法’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提供了使它们区别于其他同类社会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否重要到这样的程度，即可能成为有助于认识社会生活中各种概念的基础？”[⑦]因此，在笔者看来，对证据契约下定义与对法下定义一样，将表示证据契约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要体现“契约”这一共同现象，即在表述上一是应当体现契约的共性，二是应当突出证据契约的特性。
证据契约与私法上契约都属于契约，因而也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订立或不订立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才达成证据契约，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在德国，研究者一般将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相区分，Rosenberg即在定义上将两者区分开来。[⑧]笔者认为，严格说来，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应有所区别，但是否有区分的必要性则仍存疑问。将两者区分开来，其优点在何处亦难以言明，再加上我们已经习惯把举证责任理论放入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故本文不对这两种契约作区分，而是采广义证据契约概念，即包括举证责任契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
二、证据契约存在的依据及价值
（一）法理依据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⑨]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⑩]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11]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有了契约的权利，也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13]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诉讼标的的变更，当事人也有决定权；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14]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与处分原则的承认与尊重必然意味着对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的肯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存在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无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15]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三）价值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存在以下价值：
１.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契约即公正”[16]。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契约认定案件事实解决纠纷，不仅是符合实体正义而且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17]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事实，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是不公正的，但作为一个理性人的选择，其意图并非局外人所知晓。因此，自由订立证据契约就意味着正义。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案件事实毕竟是过去的事实，是独一无二的，想象或模拟的重建都不能确切的重现过去。[18]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而人的诉讼能力又是有限的，搜集证据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使得诉讼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长时间诉讼不仅使当事人争议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反而增加了当事人讼累。而证据契约能够便捷诉讼，比如双方达成自认的契约，免除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原本必须进行的当事人举证、法院调查证据、质证、认证等环节被简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证明的环节和费用，缩短了诉讼的周期，降低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3.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弥补立法缺陷。证据契约充分凸现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是个体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行为载体，通过自主决定的形式，主体的自由得到张扬。证据契约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亦可以促使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制约法官恣意。“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19]，法律固有的缺陷使得立法追求的理想难以实现。通过双方达成证据契约，对相关的可支配事项达成合意，制定子规则，不仅满足当事人的权利需要，在客观上也弥补了立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