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 岑

（郑州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内容摘要］
民法上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夫妻之间相互有继承权，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而非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继承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关键词］公序良俗 法律行为 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 特别法 一般法


[基本案情]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1

[审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向婚外同居人的遗赠无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该判决的人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体公正、法院审判的社会效果、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上进行论述。反对的人分别从法律适用原则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院的独立审判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几个方面表达了对法治建设的忧虑。
综合两级法院的判决，主要有三个理由，一、黄永彬的遗嘱行为和遗嘱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应无效。二、黄的遗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应为无效。三、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不应适用《继承法》。笔者分别对以上三点提出质疑，求教于大家。

质疑之一、该遗嘱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

关于对婚外同居人的遗赠行为的效力，有不同看法。梁慧星先生在其《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一文中明确写明，对婚外同居人的赠与和遗赠行为属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无效[1](P57)。但台湾地区王泽鉴先生认为："在现代多元化社会，关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难期定有一尊之见解，关于性自由及性道德之观念，亦正处于过度变迁时期，其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实难作绝对肯定之判断。"[2](P141)
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永彬所立的遗嘱并未违背公序良俗，理由如下：

一、 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象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称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对立法、司法和民事活动都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许多具体条款都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公序良俗原则还有补充作用，弥补具体规范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很不确定，“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由法官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多远，全凭法官自己判断”［1］（P61）。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即可宣布其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但我们必须清楚，民法上讲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实质并非在于对违法行为或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裁，而只是不使其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不可强制要求履行。简言之，法律秩序拒绝给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履行强制。对违法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予以制裁，是公法和道德领域的问题。
毫无疑问，本案的原告与遗赠人（他人之夫）同居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有饽善良风俗的。但本案原告诉求的，法院予以审理的是，遗赠人的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原告能否依据经公证的遗嘱取得遗产，除此之外，法官无权作出裁判。
非常明显，许多人包括部分法律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将对遗赠行为效力的判断与遗赠人与原告的同居行为的行为性质的判断，掺杂在一起，进行道德判断。将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二奶称号加在原告头上，利用当前人们对有损婚姻关系现象的痛恨心理，通过舆论界，错误地引发了法律与道德（特别是私生活领域的性道德），这一敏感话题的讨论，转移人们的视线，给法院以压力，造成未审先判的气势，损害了法律的独立价值。

二、 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

要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是否违反善良风俗，无非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法律行为的客体。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如客体本身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则法律行为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以人的身体，身体一部分为标的的合同，奴隶买卖合同、代孕母协议、买卖赃物、珍稀动物等。
二、法律行为的内容。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为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不结婚之约定、负担杀人等犯罪行为义务之约定、私通之约定、赌博行为等。
即使目的或动机善良，不具有违法性，但法律行为内容违法或具有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无效。例如：一位丈夫向其妻子承诺，今后不单独进行业务履行或娱乐履行。妻子要求这样承诺，旨在防止已经有过过错的丈夫实施有害婚姻的进一步行为（与其他女人在一起），这个目的无可厚非，但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对丈夫的行动自由作出这样的限制，有违婚姻的道德本质，违反善良风俗[3](P511)。
本案中，遗嘱的内容只是黄永彬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张学英，具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遗嘱及遗嘱行为的内容，法院认为，遗嘱内容合法违反公序良俗显然有误。
三、一定法律行为的内容因与金钱相结合，而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例如，给证人以报酬的允诺，付金钱而为性交的行为等。
四、法律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但条件的违法性或反社会性，可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要，于条件成就时，履行该法律行为有助于增长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条件的违法性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例如， 以建立或维持不论关系（姘居）之赠与，应为无效。但已结束不伦关系为条件之分手金给予合同，应为有效［4］（P340）。因其履行对社会并无害处。
五、动机或目的具有违法性或反社会性，致使法律行为无效。一般说来，动机是推动行为人去追求某种目的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起因。目的是在一定动机的推动下，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
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一般并不去考察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当动机或目的与法律行为相结合，有助长反社会行为实现的具体危险时，法律行为也具有了反社会性。当事人的非法目的和动机就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如为履行一个非法约定所作的给付行为、债务免除行为。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仅表意人主观上有非法动机和目的不能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只有在"一方当事人追求的不法目的，为他方所知悉时"，才能认定该行为无效。例如，以卖淫为目的而承租房屋，在房东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合同并不无效。

设立法律部门，加强对政府机构民事行为的监管，有效预防职务犯罪

王学孟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机构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摆脱出来，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的调控，但是，政府机构依然与微观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这就给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留下了极大的职务犯罪的空间。
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出让国有资产、政府采购、承租、出租相关资产、发包工程项目、资金借贷等民事活动中犯罪、放错误的很多。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发现某政府把自己所支配的一部分资金借给其他企业用作房地产开发，合同中规定，如果企业不按期还款，政府就享有企业的某些固定资产，为了安全起见，政府还与企业签订了抵押合同。但是我们一看这两份合同，就发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借款合同中约定某些固定资产所有权自动转移的条款无效，因为依据担保法，“在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另一个问题是，抵押物没有进行登记，在该案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签订的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是需要登记的，否则抵押合同无效。我们在初查过程中发现，政府和企业对以上两个问题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后来政府无法实现债券，巨额借款无法收回，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
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以政府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除了过失行为给当地造成损失之外，有的还是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甚至受贿，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给本单位或本地带来巨大损失，构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滥用职权等犯罪，而这些犯罪又常伴着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在腐败之初常用的敛财手段就是把工程包给熟人，故意抬高价格，然后坐收佣金。有些人的行为虽然不够成犯罪，但也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
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经济案件望文生义就是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案件，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案件都与市场经济活动有关。而这些案件一部分会涉及一些政府机构的民事行为，这些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寻租现象，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加大对政府机构民事行为的监管，有利于预防某些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建立法律部门，加强对政府机构民事行为的监督
模仿公司机构设置，设立法律部门负责监督下级机构的民事活动，同时解决本部门法律问题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法律问题。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其主要从事经营活动，从其设立到解散都由公司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在民商事活动中会经常性地遇见各种法律问题，因此一般的公司都设立法律部门来负责解决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遇见的种种法律问题，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政府虽然不是主要的民事主体，但也进行不少的民事活动，一级政府及其各职能机构、以及下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在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中，在日常工作中都会遇到大量的行政法律问题和民事法律问题，因此有必要模仿公司建立法律部门来解决各种活动中遇见的法律问题。
目前对政府机构民事行为的监管方式主要是汇报工作，但没有把监管民事行为突出出来，现有汇报工作的方式基本上不涉及对民事行为的监管，特别是对民事合同的审查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乡镇一级政府签订民事合同草稿需要县一级政府进行审查，县一级政府签订的民事合同草稿要上一级政府进行审查，依此类推。县一级政府以及上级政府设立法律部门，专门负责审查这些民事合同。经过及时审查如果没发现任何法律问题则允许下一级政府部门签订该民事合同。如果发现问题则提出修改意见，待修改后再进行审查。
为了精简机构，以及考虑到乡级政府涉及的民事活动不多，并且其民事活动还受到上一级政府的监督，建议乡级政府不设置法律部门，法律部门只在县级以上的政府设立。
三、政府机构设立法律部门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律部门的设立为政府提供了法律顾问，政府部门在日常的行政活动中可以很直接地咨询法律部门其将要进行或是正在进行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第二，有利于监督各级政府的民事活动，使得政府决策符合民事法律规范，减少政府在民事活动中遭受的损失，在是本文的一个目的。政府机构在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并没有一整套象进行行政执法活动那样的程序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其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上级法律部门的审查有利于保护政府自身的利益。
第三，有效预防职务犯罪。政府部门领导在以政府名义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很难得到有效监督，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很突出，但我认为其签订的合同如果受到上级法律部门的监督，他就不得不考虑其在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的犯罪活动被觉察出来，从而不敢贪污受贿，不敢压低或抬高价格，从而导致其不敢犯罪。另一方面，上级法律部门所进行的民事监督有利于避免下级政府的过失行为给政府造成损失，比如本文第一个例子中的抵押物没有进行登记这种现象如果经法律部门审查，这种现象基本上就会被杜绝，也就不会造成巨大损失。
第四，有利于改变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领导不力的现象，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因为上级政府没有法律部门或者上级政府领导对法律不太熟悉，在听取下级政府部门的工作汇报时，法律问题不容易被发现，当下级产生重大问题时，上级政府就以领导不力作为托词，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
总之，笔者认为，建立法律部门负责审查下级政府活动的合法性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使得政府的行政执法活动符合实体法、程序法，其进行的民事活动符合法律，而且最重要的是法律部门的建立有效地监督了下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维护了政府的利益，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现在有的政府设有法律部门但是没有发挥监督的职责，考虑到建设法治政府、维护政府利益、预防职务犯罪，政府有必要建立法律部门来履行监督职责，发挥法律部门的作用。

单位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