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高某、何某、陈某酒后到找朋友赵某打牌，见被害人王某在此看热闹，何某、陈某以王某要打高某为由，共同将王某用铁棍、砍刀打伤。陈某问高某：你看，我和何某帮你打仗，整一身血，是不得买一套衣服呀，高某说：谁蹦你血，你找谁要去。然后陈某找王某要钱买衣服，王某说兜里没钱，明天给拿钱买。陈某说：不行，不给钱不让你走，何某在后面踢了王某两脚，王某找朋友借了六百元钱给了陈某，何某、陈某每人分得三百元。

　　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何某、陈某构成何罪，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何某、陈某构成抢劫罪。抢劫罪，是指以不法所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除侵犯了他人财产外，还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本案当中，何某、陈某采用铁棍、砍刀将王某砍伤后，向王某索要钱财，并声称不给钱不让走，主观上有明显的占有财物的目的，何某、陈某的行为不仅侵犯了王某的财产权利，同时也侵犯了王某的人身权利，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定为抢劫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何某、陈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在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秩序严重混乱的。本案当中，何某、陈某以王某要打高某为由，无故殴打王某致伤，后又强行索要六百元钱，何某、陈某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的上述规定，应定为寻衅滋事罪。

　　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何某、陈某二人殴打王某后索要更换衣服钱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寻求下流的精神刺激，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处于从属地位，一般数额不大，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压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远远超过被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失。抢劫罪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而属于侵犯财产罪。二是寻衅滋事罪的强拿硬要，常常发生在公共场所，多是临时起意，结伙公开进行，很少直接使用暴力，而是以暴力相威胁或者使用轻微的暴力，例如：推、拉等，使受害人忍气吞声，从而被公然索要少量财物。而抢劫罪的行为恰恰相反，大多数是发生在偏僻的街巷、荒郊野外、人稀车少的地方，或者在晚上进行，行为人往往是有意识地躲避众人。虽然也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抢劫的，但都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事后及时脱离现场。抢劫罪行为人一般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了劫取财物会实施暴力、胁迫等抑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而寻衅滋事的强拿硬要行为人一般是具有逞强好胜的心理。本案中，何某、陈某是在公开场所无故殴打王某，并向王某要钱，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换掉带血的衣服，而且陈某在要钱时从后面踢了王某两脚的行为，从程度上来看，也不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且在王某向朋友借钱时，完全可以向朋友求救获得帮助，本案从整体上评价何某、陈某的行为还是具有无事生非，起哄闹事的倾向，因此该案宜定为寻衅滋事罪。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内容提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突出方面。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如何，已成为刑事诉讼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引起对被害人保护的重视，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保障机制，以显现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人权保障上长足进步。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地位 权利 保障
人权保障观念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确认和弘扬。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并大幅度提高了人权保障水平，其中把被害人确立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同时增加了被害人某些权益的保障，对国家法治文明建设起到一定推进作用。但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研究只是刚刚的起步，还没有建立起相当完整成熟的理论和保障体系。因此，在保障刑事被害人地位、权益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要健全刑事被害人制度，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全方位提高刑事被害人应有的权利，以彰显法律的正义价值。
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缺陷及评析
我国刑事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提高，主要集中表现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82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把被害人明确规定为当事人的地位，并置于当事人的首位，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司法实务上，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依然不尽人意，被害人的“老大”位置远远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老三老四”的地位，国家在强调和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较多，使司法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淡漠了被害人的权利，而且出台相关保护被害人的措施相当少，这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仍然得不到真正体现，其合法权益更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上，除了附带民事诉讼外，其他刑事案件被害人一般是没有出庭的，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案件也很少，虽然检察机关都履行了告知被害人享有的权利，但刑事案件被害人普遍上认为其损失难于追回或得到补偿，出庭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又有何用呢？更何况法院没有告诉被害人开庭时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又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有出庭的权利，法院有通知被害人出庭的义务，这样被害人根本上无法了解到案件的诉讼情况，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即使被害人到庭了，也只不过是一个旁听者。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享有行使申请回避权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严格地说，被害人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执行控诉职能的当事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各个诉讼阶段都增加了被害人的各项权利。在立案阶段，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并有权要求受理单位对其保密。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不一定会立案的。如果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的，在原申请复议基础上，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在侦查阶段，则规定了未成年被害人在接受询问时有要求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权利，被害人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在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对不起诉不服的，被害人有提出申诉和起诉的权利，在第170条规定被害人对于有证据证明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启动自诉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被害人必须掌握有充分的证据，否则是难以胜诉的，诚然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要求被害人收集加害者侵犯自己的犯罪证据，谈何容易？目前公安机关凭借国家机器收集刑事案件证据都困难重重，更何况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自己去收集证据，而是否能收集到充分证据那就难说了。所以，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被害人有自诉权，却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使被害人难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审判阶段，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权向被告人发问；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对不服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生效判决或裁定有权提出申诉等权利。但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在庭审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却没有，在二审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却不能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权利被害人却没有的，如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没有陈述权；对被告人予以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没有发表意见权；对侵害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精神赔偿；等等。
因此，纵观我国整部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权的角度上，两者却不够平衡。
二、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的途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最终实现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的完善。即要求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实施。具体而言，（1）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地位，以此保证被害人更好地发挥法律所赋予给被害人的权利；（2）被害人上诉权对于确保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将上诉权赋予被害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们所担心的问题，例如增加法院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诉讼效率，削弱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力度以及影响刑诉法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这些弱点使得在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的同时需要立法工作者的慎重考虑如增加补救措施，以使被害者有权运用法律这一重要的手段来更好地捍卫自身权利；（3）为了确保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我国的法律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措施或完善法律的实际操作性，例如在主要犯罪事实清楚，但被害人无能力出示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制定某些制度，帮助被害人完善证据；在关乎被害人个人隐私问题的提问或调查时，可以制定制度，保护被害人的名誉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查明案件事实；完善国家补偿制度，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现实的维护；在被害事实发生后（第一次被害），既要对被害人予以及时有效的救济，又要防止可能发生的二次被害情况。且对于一些特殊被害人可以补充一些必要的诉权，如对于受性犯罪侵害的女被害人的询问，赋予其要求性别相同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进行询问的权利等。这些规范有利于给予被害人的人格以尊重，从而防止被害人二次被害。
2、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实现对被害人的保护。即在原有立法不变的基础上，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经验，制定一些配套的制度以完善司法活动，确保实现法律的价值理念，达到立法目的。对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不仅要全面，更要注重实际的效果。如完善对于不服不予立案决定的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同时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也需要法律更好地保证其实现。
3、传统观念的改变。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已是利益受害者，如若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得不到公正的保护，便很难对国家的法律产生信任，由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转变传统观念也是更好的克服实现被害人权利的障碍的有效途径。唯有观念转变，重视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才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付诸实际。要做到这些需要在实践中将过去由于偏重于保护加害人的利益转变为建立体现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平衡保护。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到对二者的平衡保护，诸如在与加害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冲突的领域来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4、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给予刑事被害人经济补偿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制度。西方许多国家在保障被害人损失上，多数采用被告赔偿和国家补偿的方式，以救济被害人实际存在的困难。我国只是采用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但在司法实践上许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很难得到执行，如果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这对被害人因遭受损失或伤害的赔偿来说只能是落空，国家又没有对被害人给予补偿，这样容易使被害人陷入生活困境，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应确立国家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回复由于发生犯罪而失衡的法循序及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由此而安定社会秩序。当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应进行赔偿，这样会给国家增加一定压力。而是应在立法上对被害人的补偿对象、范围、数额、程序等都要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操作上有章可循，对于补偿机构可设在基层人民法院。
另外，还应设立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作案手段凶残、恶劣，致使一些被害人人身、财产和精神上遭受伤害，人格权遭到严重侵犯，如故意伤害、杀人、强奸等犯罪，使被害人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伴随一生，特别是妇女和未成年人被害人。因此，在立法上应根据被告人侵权行为所造成后果轻重给予补偿，若被告人及其家属无能力赔偿的，国家应适当予以补偿，以抚平被害人的创伤和失衡的心理，彰显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
5、设立被害人法律救助服务机构
在我国虽然设有法律援助中心，但它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而对于被害人至今没有援助机构。这使被害人没有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刑事诉讼，影响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在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都建立了被害人救助、服务中心等保护被害人的机构，主要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医疗、心理服务等援助。笔者认为，应在国家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设立被害人援助服务机构，免费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援助以及物质、医疗、心理等方面的服务，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慰藉，体现国家法制的人文关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