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本概论与运用

李钢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力度的向纵深发展，围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正在尝试从动员式运动反腐逐渐向主动式制度反腐转变，实现反腐防腐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厉行廉政、与腐败作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和理性认识。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倡廉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没有改变，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腐败的主体和范围有向纵深蔓延的趋势，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动摇了我党的执政根基，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拦路虎、绊脚石，务必集全国之力坚决惩治和预防。

一、当前中国的反腐形势

　　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部署。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不断增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透明国际是国际上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比较知名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通过腐败印象指数(CPI)评价世界上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2006年,共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调查,排名第70位;2007年,17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8年,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9年,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9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形容当前的腐败形势,他说:“现在的反腐形势更为严峻,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这都说明,中国的腐败问题处于比较严重的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涉案官员层级越来越广,行政级别越来越高,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如陈良宇、陈绍基等。 (二)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各个社会领域,腐败行为几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三)性质越来越恶劣,犯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民愤。（四）腐败形式重复化。纵观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腐败官员在违法违纪徇私敛财的方式、手段方面有许多雷同和相似之处；查而不绝、罚而复发的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五) 腐败行为多样化、隐蔽化。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等等。

二、人性的趋利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总之，在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同一、利益冲突必然性的前提下，要求一个拥有私欲的人完全遵守公权的行使规则，对于极少数高尚者是能够做到的，但要求不断更新的庞大官僚队伍都能做到，这绝对是一种奢望。那么，杜绝腐败的发生就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运用人性分析和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真理性认知，那么我们就束手无策、任由腐败现象侵蚀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不是，我们同样可以按照经济学原理，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提高腐败的成本，尽量压缩腐败的利益空间，去规范人的欲望所允许实现的最大边界，将腐败现象逐步管控在社会和民众都能容忍的安全线下。

三、腐败成本的剖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与财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易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收益之间的博弈。
1、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从来就是讲究成本的,只要理性的经济人寻求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他就必然会讲究成本。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就是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和权力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人性的趋利性就开始活跃起来，控制稀缺权力资源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权力资源为代价,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2.腐败的动机和条件。有腐败可能性的人实施腐败时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但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权钱交易,都是受腐败动机的驱使。当非法或非正常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政治、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正常的工资收入和清正廉洁带来的所得时,就会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这种大于值越高,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在腐败动机的驱使下,行为人是否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取决于是否具备腐败条件。“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也就是说,如果享有垄断权、自由裁量权又不须对滥用权力负责任时,从事腐败的条件就具备了。有了腐败动机的驱使,如果又具备了腐败条件,就会进一步催化腐败动机,从而很可能产生从事腐败的行为。3.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腐败的直接投入;二是腐败一旦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前者往往不大,腐败成本大多数来自后者即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这类损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损失、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等,因此腐败成本主要由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提高惩罚力度,会提高腐败成本。
　　人们的行为目标都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的结果,不仅有收益,而且也有成本。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就取决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和权衡。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而不会去选择成本高于收益的行为。人们的这种选择趋向,我们把它称为成本收益选择定律。如果我们把这种成本收益选择定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就不难发现,腐败现象之所以频频发生和屡禁不止,与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有很大的关系。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贝克认为: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可以说,只要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一书认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也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对法律所作的经济分析表明个人在从违法中所预料到的好处与预料中的代价(被揭露和惩罚的可能性乘以惩罚的程度)之间作出权衡”,如果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绳之以法所产生的后果小于从腐败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腐败也会泛滥”.

三、提高腐败成本，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

　　从目前已取得的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来看,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通过合理的利益机制来消除和抵制不正当的利益对腐败的驱动作用,以切实保障勤政廉洁高效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正当利益,使腐败成为一种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无利润的行为,在利益权衡上得不偿失。
（一）高薪养廉使人不想贪。
　　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但并不反对个人在合理范围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诉求，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一员，同样有共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我们虽不可无限满足公职人员的物质需求,但可以在国家经济和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初步改革我们的工资制度,稳步推进“高薪养廉”战略，给公职人员以较优厚的待遇,使优秀人才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并且不敢冒险失去这份无后顾无忧的职业。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瑞典、新加坡、香港等,实行“高薪养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以防止腐败,这是高薪养廉的经济学含义。新加坡是公务员薪金较高的国家之一，该国省部级公务员的年收入折合人民币500万左右，厅局级亦达到200万左右。新加坡规定,从1982年起,一旦公务员因贪污受贿罪被开除或判刑,其每月最低850元的养老金将被取消。1992年7月1日起,政府规定每个公务员每月要扣留月薪22%,政府为公务员支付月薪的18%作为养老费，如果其违法犯罪,这笔钱将不再发给个人。大部分欧洲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都比较高，但同时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十分严厉苛刻，包括政治、刑事、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由于提高了腐败成本,所以很多公务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对政府官员的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官风廉政建设之所以搞得较好,应该说提高腐败成本、从严惩治腐败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新加坡财政部长在解释为什么给予政府官员优厚薪金时说: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得钱财,不如给予优厚待遇。因为这些官员会考虑到腐败行为一旦败露,不但可能身败名裂,还会丧失优厚的工资和即将到手的高额退休金。
(二)加大惩治力度使人们不敢贪。
　　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惩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法治国家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罚普遍比较严厉,对贪污腐败之徒,不管其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一旦发现并取得足够的证据,就要使其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甚至倾家荡产，集中体现了严厉性和公正性的统一。韩国规定:凡是发现有贪污行为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将其全部财产交还国家。德国《刑法》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对行贿者与受贿者进行对等的处罚。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公职人员在受到不法利益诱惑时都要三思而行,不敢铤而走险。所以,现阶段对经济犯罪应加大惩办的力度,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不仅让犯罪分子在政治上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在经济上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使之真正得不偿失。
1、必须进一步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杜绝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立案率、成案率和结案率过低是造成腐败成本低下的核心,腐败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或部门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查处概率太低是关键。查处概率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腐败发现的概率;二是发现后被处理的概率。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高度隐蔽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的。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涉腐人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它指的是腐败已发生但未被发现,或虽然发现但是未能查处的数量比,常用百分比计算。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估计,我国“腐败黑数”至少为80%,也就是说每5个涉腐人员中就有4个未受查处。国内部分学者估计我国“腐败黑数”不会少于90%。不管是按“腐败黑数”,还是按国内学者理论类推,我国腐败问题发生而未查处的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必须通过加大查案的力度确保“三率”的提高。在对腐败分子的查处中,一要坚决,二要从重,不光查到底,而且处罚到位,绝不给腐败分子留任何侥幸心理和逃避处罚的机会，党纪国法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不搞“下不为例”、“既往不咎”、“以教代处”、“以罚代处”、“以调代处”等一些法外施恩的东西。要通过增强办案人员主动挖掘、获取线索积极性、专门机关办案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各执法执纪机关联手行动等办法,扩大查案线索来源,广挖深挖腐败分子,使法“网”密而不漏,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黑数”,决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破除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和潜在者的效仿心理,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手软。要克服压案不查或拖案不办,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软不查硬,互不得罪、相互掩盖等不良倾向。
2.加大腐败的法律成本,让腐败者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律成本与受查处官员被判刑轻重、腐败所得追缴的情况等有关。要进一步刹住立案金额逐步提高的趋势，规范腐败案件的量刑量纪,细化量刑量纪标准,使量刑量纪步骤和方法统一标准,严格落实司法处理和党纪政纪处理的依法性和公正性。我们还应该逐步健全司法机关和纪检检查机关对腐败案件查处的权限和手段、措施，提高对此类案件的查办效率，避免陷入以对腐败分子减轻、从轻处理为代价来获取其主动交代与检举、立功的恶性循环，避免出现重责轻判、轻责重判的现象。腐败案的依法定性判罪和党纪政纪处理,不仅可以压缩执法执纪部门腐败的空间,保持执法执纪统一与公正,还可以给腐败分子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使他们不会产生侥幸心理。
3.加大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吴官正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对腐败官员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但实践中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处罚力度明显不够。大量案例表明,腐败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隐藏腐败所得,“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投机者的嘴脸暴露无遗;而行贿者“以少取多”,是腐败过程中经济收益较高的一方。因而作为经济处罚手段，就应该使腐败分子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其违法所得，以腐败经济成本的提高在当权者心里设置一道防线。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惩罚作更明确的规定,大幅度提高双方经济成本,使之为腐败交易付出高额的经济代价。对搞腐败的人,“治贪先夺其财”,要加大经济处罚和退赔力度,要全额追回非法所得,个人财产全部没收来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决不能占任何便宜,相反要承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不仅要使其名败身裂,还要搞得其倾家荡产。这样,就能使腐败分子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感到震惊和后悔,更能警示后来者望而却步,不敢重蹈覆辙。
（三）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
　　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体现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对反腐败工作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廉政保证金是惩罚的筹码,国家公职人员受到较重的处分要同时进行经济剥夺,使受惩成本明显加大,增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可以使查办案件的支出得到补偿。没收廉政保证金,就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从而降低发案率。如新加坡实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个在职人员每月必须拿出22%的薪金储蓄起来，国家补贴薪金金额的18%，共计薪金总额的40%存入在职人员名下，作为在职人员的公积金。当公务员违法贪腐后，他的全部公积金或养老金就立即自动取消，如数上缴国库。因此，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公务员都不敢冒失去公积金或养老金的危险而去违法贪腐。如果贪污受贿,事情败露不仅污损了自己一生的功名,而且被剥夺廉政保证金可能使自己失去的更多，这就使贪污受贿成为得不偿失的事。从现实来看,廉政保证金制度势在必行。一方面,政治制裁对违纪者的惩处力度不够,难以发挥震慑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丢了官帽,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纪政纪处分基本不影响违纪者的经济收入,使人民群众的心理难以平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政治制裁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门路比较单一,人们都珍惜自己的一份工作。特别是能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谋取一个职位实属不易,而且一旦端上这个铁饭碗,一生都有了保障,所以人们害怕处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就业门路宽了。一个人如果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因犯错误受了处分,感到政治前景暗淡时,可以另谋生计,重新就业。事实上,确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严重错误被撤销了职务,下海经商办企业后,很快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现在,有些人不再把政治制裁看得很重。所以,对严重违纪者在进行政治制裁的同时予以一定的经济制裁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廉政保证金,就是每月从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中按比例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储存起来,工龄越长,职位越高,提取的额度也越高。廉政保证金的提取标准要适当,既不能影响国家公职人员的正常生活,又要累计起来数额相当可观。如果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不犯严重错误,退休后保证金全额发给本人。政府还可以设立奖励基金,对那些始终廉洁奉公、政纪突出的工作人员退休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一旦公职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违纪行为,受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的,则按处分的档次对廉政保证金按一定比例予以扣除,如果受撤职以上处分或被依法追究的,则全额扣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保证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一种可靠的生活福利待遇,又是一种廉洁抵押。
（四）加重腐败的精神成本,让腐败者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审判。腐败的精神成本有两种:一是可能被发现的心理负担;二是被发现或被惩罚后的“臭名远扬”、“身败名裂”。因而提高腐败的精神成本,最重要的措施是将行贿者和受贿者信息“公布于天下”, 以此对腐败者及其家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坚决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无需怕影响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只要我们将反复的决心落实到行动，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逐渐使“腐败必究,逢究必严”也能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成为人们普遍的潜在意识。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政发 〔2012〕1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渭南地处陕晋豫三省结合部，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省向东开放的战略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各类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厚重，人民勤劳智慧，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促进渭南加快从传统农业大市向新型工业城市转变，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总体经济实力，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开放开发，现提出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一、凝聚各方力量，建好陕西东大门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发挥区位、人文、资源三大优势，突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提升交通、水利、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四大保障能力，强化开放开发、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三大动力，大项目带动，大企业引领，大产业支撑，板块化推进，集群化发展，努力建设经济实力较强、人民生活富裕、文化魅力彰显、生态环境优美的新渭南，打造现代开放、文明靓丽、活力创新的陕西东大门。

（二）战略定位。

——关天战略门户。依托承东接西的区位优势，面向大中原，融入大西安，连结陕晋豫，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城市整体实力，使渭南成为关天经济区发展的新亮点，成为展示陕西对外开放形象的新窗口。

——生态田园新城。按照“生态化﹑低碳化﹑宜居化”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城田林统筹规划、城镇与农村一体布局，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优美小镇与乡村田园和谐交融、自然生态与城市建筑相互映衬的秦东生态田园城市群。

——东西合作高地。坚持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打造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第一阶梯，瞄准国际国内大企业大集团，加强战略合作，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现代能源化工、新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城市，培育陕西新的增长极。

——现代农业基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坚持“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品牌培育、科技服务”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做强优质粮食、有机果品、设施蔬菜和现代畜牧四大产业，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西部一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国际旅游胜地。弘扬“华夏之根、文化之源、河山圣地、人文渭南”品牌，构建“南山、东水、北人文、西航空”秦东四大旅游板块。推进文化旅游生态大融合，营造大水大绿大景区，打造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

（三）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三个大幅提升、四个翻一番、两个确保”，即产业发展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达到35000元和10000元，分别较2010年翻一番；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20万吨以上，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924万亩，真正建成经济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优美的陕西东大门。

到2020年，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产业支撑能力明显提高，秦东生态田园城镇群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5%，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协调，建成繁荣兴盛的富裕东大门、人文绿色的文明东大门、幸福安全的和谐东大门、创新开放的活力东大门。

（四）空间布局。按照“中心带动、轴带发展、板块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一核五极两带”空间开发格局。“一核”，即渭南中心城市，重点提升城市品位和辐射带动能力。“五极”，即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5个副中心城市，着力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增长极。“两带”：一是陇海沿线现代产业发展带，构建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经济大走廊；二是西禹高速沿线特色经济发展带，着力打造现代煤化工、通用航空、冶金建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区。

（五）战略重点。

——推进西渭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西安辐射带动作用和渭南的土地、资源等优势，促进一体化发展。推动两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输气管网、通信网络全面对接。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吸引和利用西安的科技、教育、医疗、人才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引导西安高端化工、机械制造、食品纺织等产业向渭南有序转移，提升产业布局的互补性。

——加快富平建设与发展。发挥紧邻西安的优势，参照西安城区发展政策，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将西安城际铁路、公路主通道、电力电网、产业布局等延伸富平统筹规划建设，赋予富平在土地储备、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更加灵活的政策。“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富平建设与发展。鼓励省级有关部门围绕小城镇建设、社会管理、园区开发、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在富平开展试点示范，把富平建设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重要承接区、全省城乡统筹示范区、东西部产业合作示范区、西北知名的工业精细加工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支持韩城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韩城市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实行省内“计划单列城市”试点。“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韩城城市建设。省级各类专项资金和用地指标适度向韩城倾斜，支持煤炭、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把韩城打造为黄河沿岸中等规模的新型工业强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六）做强能源化工产业。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西卓、山阳、王峰等现代化矿井，实施渭北老矿区挖潜改造，稳步提高煤炭产能，打造关中煤炭生产基地。深度转化能源资源，重点建设韩城等矿区煤矸石发电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加快实施秦岭电厂扩建、富平热电联产等一批电源项目，建设渭南煤化工园区，促进甲醇制烯烃（DMTO）三代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承接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基本化工原料发展下游深加工产业，大力开发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醋酸醋酐、丁二醇、丙烯酰胺等化工产品，完善化肥、煤制醋酸等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构建现代煤化工接续基地。到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3000万吨，能源化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七）整合提升优势特色产业。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为龙头，开发特种钢、优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建设西部千万吨钢城。以金堆城钼业集团为龙头，加快建设国家级钼及钼化工、钼合金产业聚集区，打造“中国钼谷”。培育集勘探、采选、冶炼、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重要的黄金产业基地。推进铝电一体化，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及冶金化工废渣为原料的新型建材。壮大生物制药产业，开发现代中药、医药保健品以及绿色农药。

（八）做大物流业和人才技能密集型产业。加快物流园区、果蔬冷链物流、粮油物流、棉花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引进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建设潼关物流港、卤阳湖快递物流园区、富平陕汽物流园、韩城龙门物流中心、大荔汽车货运物流园以及农产品物流设施等项目，尽快形成高效便捷、功能完备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加工业、大型企业配套组装加工业，以及轻纺电子等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壮大个性化设计、技能培训、中介咨询等服务业。拓展皮影、石刻、陶艺等技能型文化艺术产品市场。

（九）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土方机械、冷热连轧设备、凹版印刷机械、新型煤化工装备、垃圾资源化设备等产品的市场份额。培育新能源产业，推进半导体照明、太阳能电池、高能蓄电池、光伏太阳城、光电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有序发展风能、生物质发电和地热能利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推进集通用飞机制造、航空物流、航空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延伸钼、铝、镁合金等新材料产业链，积极开发硅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新型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三、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十）加快建设辐射周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渭南实施“东进北扩”战略，拉大城市骨架，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华县撤县设区，形成“一城三区五组团”格局。启动建设西（安）临（潼）高速公路改造和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支持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五个区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发展，加强澄城、合阳、潼关、白水等县城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生产要素高效聚集和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力争2015年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80万以上，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8%左右。

（十一）推进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积极推进渭南—华阴、富平—蒲城、韩城—合阳—澄城等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实现城乡产业、设施、服务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打造集城市现代气息和乡村秀美风光于一体的示范区。实施华山统筹城乡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工程。全力支持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鼓励各县（市、区）选择基础较好的城镇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公共服务完善的明星镇。健全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配套政策，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抓好100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搞好村居规划，整合村居用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四、着力提高粮食蔬菜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十二）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及加工业。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稳定优质小麦播种面积，扩大玉米、红薯等优质杂粮基地，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220万吨以上，巩固“陕西大粮仓”地位。积极发展大豆、花生、“双低”油菜等专用油料生产。加强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搞好大中型灌区更新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粮油加工业，扶持发展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大荔农业科技园区、华阴农垦区和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西部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和全省绿色食品新城。

（十三）提升果蔬畜牧产业化水平。优化品种、扩大规模，打造绿色安全蔬菜新名片。重点支持苹果、酥梨、花椒、柿子、冬枣等特色果品生产，加快渭河沿岸和渭北蔬菜产业带建设，形成300万亩水果、250万亩干杂果和100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服务全省的“菜园子”。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形成百万只奶山羊基地县和百万头生猪、十万头奶牛、十万头肉牛生产大县。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扶持特色饮料、专用面粉、文化名酒等食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安全、高效优质的“大厨房”。

五、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

（十四）全力建设华山世界一流精品景区。加快华山景区综合开发，实施华山索道、文化创意园、论剑主题公园及西岳庙保护性开发项目，积极打造标志性大型实景演艺，打响“华山论剑”国际知名品牌。加强少华山、御温泉、太华湖等周边旅游景区开发，形成集观光游览、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大华山”旅游发展格局。做好华山申遗、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推动华山旅游集团上市。

（十五）高起点打造黄河旅游板块。整体谋划黄、渭、洛三河文化和山水风貌大景区建设，重点实施韩城禹门口、洽川湿地、大荔沙苑、潼关三河口等一批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形成串珠式大水大绿主题旅游景观带。积极开发温泉养生、探险漂流、农事体验、民俗娱乐、古城观光等新型旅游产品，完善秦东旅游大环线，打造黄河风情旅游精品线路。

（十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施“寻根谒圣”系列文化旅游工程，深度开发司马迁祠、韩城古城、梁带村遗址、仓颉庙、唐帝王陵、杨公祠、潼关古城、魏长城遗址、党家村民居、朝邑古镇、“天下第一仓”等人文景区。大力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加快文化创业创意园区建设，打响富平石刻、华阴老腔、华县皮影、韩城行鼓、蒲城麦秆画、澄城剪纸、合阳线戏、同州梆子等民间艺术品牌，加大文物古迹、历史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支持渭南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提升文化产业实力和影响力。

六、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保障能力

（十七）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大力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通用机场为主的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渭南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郑西客运专线和陇海铁路运输大通道作用，尽快建成西安至太原客运专线、西安至合肥铁路复线、108国道渭南至大荔一级公路、潼关至西安八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连接渭南的西咸北环线，加快推进渭南—玉山、华阴—韦庄、蒲城—白水、合阳—凤翔等高速公路建设，抓紧108国道大荔—韩城和310国道渭南—华阴一级公路改扩建、沿黄公路以及西安—阎良—富平城际铁路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以低空空域改革为契机，发展壮大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加快建设电力外送通道和煤气管网工程，完善电网建设，形成以33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的九大供电区。

（十八）建设坚强安澜的水资源保障体系。以“二华夹槽”为重点，支持渭南搞好水利建设。实施渭河南山支流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抓好渭河下游综合整治和“二华”干沟蓄洪建湖工程，在“二华夹槽”地带建成集调蓄洪水、水源涵养、水生农业、农田灌溉、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人造湖泊。加快推进以城市段为重点的渭河防洪治理，力争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建设滨河生态休闲走廊，打造关中水乡。重点支持洛惠渠加坝加闸、大峪河“引干入支”、抽黄供水等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全面完成43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统筹利用黄河、渭河、洛河水资源，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加快解决剩余17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推进“五大灌区”节水改造和配套联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施好农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力争“十二五”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85万亩。加强洪水监测预警和应急避险系统建设，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

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九）构筑绿色生态屏障。依托山体、河流、干渠等生态空间，形成以“一山（秦岭）、一塬（渭北台塬）、三河（黄、渭、洛）”为主体的生态网络构架。支持渭南加快黄河、渭河、洛河及秦岭北麓、渭北丘陵沟壑区五大生态区建设，推进城市森林化、城镇园林化、乡村绿荫化等九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黄河湿地等保护区建设，治理渭北旱塬水土流失区，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和平原绿化工程，启动建设黄、渭、洛滩涂绿化工程，营造渭北旱塬干杂果林带，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国省干道生态景观。

（二十）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按照中心城区“园在城中” 、周边城镇“城在园中”、农村地区“村园交融”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心城市“一河两岸”水景生态区和绿色长廊，打造“河绕城郭、人水相亲”的生态田园城市。推进蓄水建湖、活水兴城和造林绿化、森林围城工程，规划建设主城区“东湖西海”、渭水生态园、沋河三角洲生态区以及卤阳湖开发区天骄湖、天子湖、天卤湖和华县太华湖、少华湖、大荔沙苑湖，实施“引水进城”和“引黄入渭”、“引清济沋”以及平原水库等水利工程。高起点建设绿色园艺、文化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把渭南建成秦东明珠城。

（二十一）努力创建低碳城市。支持渭南申报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打造国际低碳技术应用与投资示范区。加强煤炭、电力、冶金、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低碳技术应用，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支持合阳煤炭清洁生产示范试点。加快农村沼气、秸秆等生物质能和韩城煤层气、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开展渭南中心城市地热能供暖、太阳能屋顶光电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渭南申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搞好潼关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渭南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30万千瓦以上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和水泥厂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渭河污染治理等项目。

八、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十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积极支持办好渭南师范学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组建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打响“渭南技师”品牌，将渭南打造为全国知名的职业教育基地。高标准普及学前教育，加快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省级部门、科研院校（所）人才对口支援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市中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升级“三甲”，全面实施县医院标准化建设，力争全部达到二级甲等水平，改善乡镇卫生院、院前急救、卫生监督设施，配备乡、村卫生技术人员，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重点建设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逐步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乡乡有文体中心，村村有公共活动设施。力争到2015年，社会事业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二十三）创新社会管理。支持渭南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支持开展医保经办机构城乡统一和食品安全属地化监管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规范发展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妥善解决库区移民等遗留问题，切实解决进城落户和务工农村居民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支持渭南完善城市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完善治安防控体系，打造企业安全生产、群众平安生活的模范地区。

九、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

（二十四）努力拓展开放平台。建立完善产业转移推进机制，鼓励与发达地区建立产业联盟和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省上对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适当贴息。积极推进陕西—深圳合作，建好富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支持渭南办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推进卤阳湖开发区创新管理模式。规划建设渭南海关、出口加工区和陆港保税区。依托优势农特产品和能源资源类工业产品，打造外贸出口示范基地。加强与山西运城、临汾及河南三门峡的合作，打造陕晋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二十五）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开展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资考核及奖惩试点，统筹协调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引进和落地工作。创新招商模式，从单纯引资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相结合转变，从传统单一项目招商向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转变，积极扩大招商引资规模，重点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坚持不懈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涉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开放开发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十六）大力推进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区域科技资源整合，把渭南纳入统筹科技资源改革试点范围，重点实施10个资源转化重大科技专项、20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0个重大科技专利产业化专项和40个骨干企业研发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农技农资连锁服务“大荔模式”示范工程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试验一批改革项目，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实施“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力争培育3—5个地方财政收入过5亿元的经济强县。深入推进全民创业，加大小微企业培育力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力争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保障措施

（二十七）财政税收政策。“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东大门建设，将渭南上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留成部分全部返还。2015年底前，在渭南行政区域内的煤炭生产企业按照税前每吨10元的标准提取生态补偿基金，由渭南市统筹安排，重点解决资源所在地群众利益补偿、沉陷区治理及民生改善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对渭南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提高县级公共财政保障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对渭南各县（市、区）污水处理项目和秦岭北麓渭河支流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省上将渭南水利建设基金返还比例提高至50%。积极争取国家设立三门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专项安排50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潼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大对渭南科技统筹创新工程支持力度，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对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规定标准的，按超出部分2%给予不超出100万元的奖励。

（二十八）投资金融政策。省级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类专项资金适度向渭南倾斜。中央安排我省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给予渭南相应倾斜。对在渭南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区域总部，省财政给予一定数额资金补助。支持渭南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组建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引导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鼓励省内担保机构对渭南符合条件的企业银行贷款优先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苹果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区域集优”债务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立帮助地方企业实现直接债务融资的长效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优先支持渭南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加快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在渭南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加快发展完善资本、产权、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完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的政策，提高农村贷款比例。

（二十九）土地政策。加大对东大门建设用地的倾斜力度，适度增加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优先安排渭南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将县城和重点镇列入全省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优先保障重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承接产业转移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建立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加快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预审和审批。加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支持力度，推动小秦岭金矿区整装勘查与开发。鼓励渭南市进一步加大矿产资源整合力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矿业经济。支持渭南开展未利用土地开发管理改革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益。调整整合农场和劳教场所等用地，提高闲置土地利用效率。

（三十）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推进渭南建设陕西东大门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日常工作。省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渭南市要成立相应机构，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切实推动陕西东大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